“停牌”公開招標 PK商譽價值

破解協議供貨質次價高·走進北京（下）

“停牌”公開招標  PK商譽價值

■ 本報記者 戎素梅 樂佳超

在北京市協議供貨批量議價模式中，協議供貨、批量集中采購、批量議價的內在關聯是什么？與其他地區的批量集中采購改革相比，此種模式有何特點？ “停牌”公開招標，能否實現最初的制度設計目標？采購人自主選擇品牌型號背后，又折射出怎樣的采購理念……隨著采訪的深入，記者漸漸找到了答案。

破局之舉實現集采“蝶變”

近來年，政府采購因“質次價高”一次次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被否定、被質疑。且不論質疑真實與否，縱觀全國政府采購行業，通用類商品協議供貨項目——這個被用來“以偏概全否認政府采購制度的論據”，雖然只占采購規模非常小的比例，卻牽扯了多數集中采購機構相當大的工作量，甚至有個別地方出現放棄協議供貨的做法。

這種困窘，也在北京市政府采購上演著。

“實行協議供貨批量議價模式之前，協議供貨的管理實施大概占我們工作精力的40%，雖然它的采購金額只占北京市集采規模的1/30。”北京市政府采購中心相關負責人直言不諱。為打破這一困局，該市在現有協議供貨框架內吸收了批量集中采購的規模優勢，在型號固定的基礎上，通過匯集采購需求、向廠家議價、采購人自主選擇品牌型號三大環節，力爭實現低價、高效、優質的目標。

由于協議供貨批量議價涉及協議供貨、批量集中采購、批量議價三個概念，上述負責人詳細介紹了該模式的整個流程：

第一步，在協議供貨框架下，兩年內公開招標一次，以確保所有入圍協議供貨的品牌型號都是主流產品。

第二步，以一個季度為時間單位，組織專家論證，以協議采購當期入圍產品市場價格（參考中關村電子指數價格）為基礎，擬定各品牌入圍產品不同批量價格的基礎優惠幅度并公示，入圍廠家在3個工作日內作出回復。

第三步，采購中心匯總當期各品牌型號采購需求量，需求量由采購中心根據歷史銷量預估的采購量（即50萬元以下的零星采購量）和采購人申報的采購量（即當季50萬元以上的采購計劃）組成。

第四步，采購中心根據匯總的需求量，以及各廠家承諾的批量供貨優惠幅度，再次組織專家論證，確定批量供貨最終的價格并公示。

第五步，采購人根據采購中心系統公示的價格，自行聯系供應商采購，具體分為四種情況。第一種為50萬元以上（含）且已列入采購計劃的采購需求，采購人直接從所有入圍品牌型號中自主選擇。對于50萬元以上（含）未列入當季采購計劃的采購需求，又分為兩種情況，如采購量小于當季匯總采購量的，可直接跟單；如采購量大于當季匯總采購量的，將由采購中心另行組織議價，價格還可能進一步降低。第四種為零星采購（即50萬元以下的采購需求），可按零星采購的價格采購（此價格根據廠家承諾的批量優惠率再減少兩個百分點折算確定）。

三大創新踐行“三個服務”

“可以說，以量要價、‘停牌’公開招標、還權于采購人，是協議供貨批量議價模式的突出創新點。”采購中心該負責人表示，這一模式與其他采購形式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

與單次采購相比，此種模式匯集了全市采購需求，以量壓價，價格更低。此外，低于當季匯總采購量的小額項目還可直接跟單，在享受低價的同時更省心、省事，更有效率。

與協議供貨二次議價相比，二次議價一般為采購人以零星采購量向供應商議價，采購人相對處于劣勢，議價的主動權掌握在供應商手中。協議供貨批量議價模式中，采購中心根據匯總的全市協議供貨采購量向廠家統一議價，量大必然價低，拿到最真實、最合理的價格優惠幅度，再由廠家為代理商確定優惠率。該模式省去了采購人和供應商的議價環節，由采購中心一次性要約價格優惠率，提升了采購效率，也杜絕了采購人和供應商議價中可能存在的腐敗。

與其他地區的批量集中采購相比，第一，在程序上，該模式仍按照協議供貨要求、兩年內公開招標一次，確保入圍的品牌型號都是主流產品，此后再也無需公開招標，為采購人、供應商、集采機構節省了大量的時間成本和社會成本。第二，該模式取消專家評審環節，由采購人自主選擇品牌。專家的作用體現為兩次“論證”，而非“評審”，決定項目中標結果的最重要因素不再是專家，而是采購人。第三，其他地區的批量一般根據采購人申報的采購計劃而定，而協議供貨批量議價模式中的批量，還有一部分是采購中心根據多年數據分析得出的預估采購量，最終得到的采購量必然大于其他地區匯集的采購量，價格也將更低。

對于協議供貨批量議價改革的創舉，一位熟悉北京市政府采購改革的業內專家并不感到詫異。“采購中心的創新基因是改革的內在動力。在‘為采購人服務、為供應商服務、為財政管理服務’三個服務理念的引導下，采購中心進一步完善集中采購職能，以搭建更加優質、專業、高效的服務平臺。”該專家評價。

理論根基立足“四個轉變”

“停牌”公開招標、由采購人自主選擇品牌，在理論上是否站得住腳？

長期以來，公開招標作為政府采購的主要方式，被業內廣泛采用；專家評審也是政府采購制度設計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是，隨著采購經驗的積累，政采人逐漸發現了公開招標和專家評審的短板：對于規格型號相對統一、競爭較充分、價格透明的通用類產品而言，二者的作用有限。由此，不少地方在公開招標的協議供貨中又加入議價環節，以進一步降低價格。然而，一次次地與廠家、供應商議價，又將協議供貨的執行拖入議價“泥潭”。十多年的采購實踐，引領著北京政采人步入更深刻的思考，在長達數年的醞釀、調研、規劃、試點后，協議供貨批量議價改革終于破土。

采購中心上述負責人回憶，起初最大的顧慮是變革采購方式的合法、合規性。直到去年年底，財政部副部長劉昆在全國政府采購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四個轉變”，要求從注重過程控制向結果評價轉變，鼓勵按照項目需求特點和效率要求，細化區分各種采購方式適用范圍，合理選擇采購方式，他頓時覺得“豁然開朗”，看到了這場改革的理論落點。

另一方面，當前政府采購更多地呈現“買方市場”特性，采購人的口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標品牌。“如果采購人自主選擇品牌，并對所買產品的質量、價格負責，那么購買自己滿意的品牌也無可非議?！痹撠撠熑吮硎?，實現采購人權責歸位，是對保障政府采購交易公平市場規則的尊重。以量要價、擠干價格水分后，歸根結底是產品質量和服務的競爭，即各品牌商譽價值的較量。這必將引導企業潛心研究技術，改進產品、服務，提升商譽價值，最終回歸良性競爭格局。

北京政采人的這一理念，也得到參與議價活動供應商的贊許。他們告訴記者，2010年，北京市引入中關村電子信息產品價格指數，開始探索批量集中采購，廠家的利潤不斷下降。也正是從那時起，廠家、供應商把目光投向“下線”，致力于在政府采購市場深耕細作，贏得采購人口碑。

業內專家指出，對“量決定價格”市場規律的尊重、對廠家價格審批體系的充分了解、對大量歷史數據的積累分析、對“四個轉變”精神的深刻領會，再加上北京政采人可貴的創新基因，共同締造了這場“大手筆”改革。在此過程中，政府采購相關部門的采購理念實現了一次涅槃式的升華，其工作重心從嚴格規范采購程序轉向提高采購質量、注重結果評價，采購人、廠家、供應商的思維方式也受到了洗禮。

事實驗證改革成敗。在采購中心，記者看到厚厚一疊《辦公設備批量集中采購意見反饋表》。工作人員介紹，每期協議供貨批量議價項目結束后，采購人、廠家、供應商都要填寫意見表，對項目組織情況、組織效果進行評價，并提出意見建議。記者隨手翻閱了幾份意見表，“便于采購單位選擇質量較高的產品，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節約了采購成本，提高了采購效率”“希望進一步擴大試點品目范圍”等手寫的評價建議頻頻出現。那端正的一筆一劃中，分明鐫刻著對政府采購改革的肯定與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