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預警十三五就業沖擊 結構性失業風險明顯加大

社科院預警十三五就業沖擊 結構性失業風險明顯加大

結構性失業風險明顯加大 農民工比大學生就業更難

社科院預警“十三五”就業沖擊

建議退休年齡改革中引入彈性機制，可提前或延遲5年退休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主編的《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6——“十二五”回顧與“十三五”展望》2日發布。報告表示，“十三五”時期，中國的就業總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結構性問題將成為就業的主要矛盾。相對來說，農民工、高校畢業生及城市本地就業困難群體的就業問題較為突出。

挑戰 結構性失業風險明顯加大

報告顯示，當前中國新增勞動力供給并未出現劇烈下降，至少在2020年以前，勞動力總量供給大于需求，無論是勞動供給的增量還是存量，并不存在嚴重的短缺現象，甚至在未來一段時期勞動力供給還有富余。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力資源研究室主任高文書認為，“十三五”時期，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進入關鍵期，就業結構調整面臨更大不確定性，結構性失業風險將會明顯增大。

這很大程度上是由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的。高文書表示，一方面，中國經濟將逐漸轉變成為服務業主導的經濟形態，依靠土地、房地產、基礎設施等大規模投資的增長模式將失去動力，依靠廉價勞動力、資源等的粗放型產業將加快淘汰，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將帶來就業結構的轉變。在這一結構調整過程中，部分勞動力將因不適應而不可避免地被淘汰。另一方面，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上普通工人工資迅速上漲，助推了教育的機會成本。在貧困的農村地區，義務教育輟學率呈上升趨勢。如果政府不及時進行干預，在經濟結構出現明顯變化之后，將出現技能型人才供給不足的局面。

此外還要看到，當前化解產能過剩與損失就業之間的矛盾尖銳。“化解產能過剩短期內勢必會造成局部性失業沖擊。”高文書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以河北為例，按照化解產能過剩的規劃要求，到2017年河北省要完成6000萬噸鋼鐵減壓任務，相當于河北省四分之一的鋼鐵產能，這涉及60多萬直接或間接的從業人員。在“鋼鐵大市”武安市，2014年2月當地共拆除了6家企業的8座高爐，涉及7110名職工轉崗，相關上下游產業轉崗人員加起來有2萬多人。

“全國算下來，這樣一個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的‘關、停、并、轉’以及由此形成的下崗，數量會比較大，可能會有幾百萬。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的就業問題、再就業問題以及他們失業的生活托底問題，將是‘十三五’期間就業領域的一個重大挑戰。”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說。

劣勢 農民工和大學生就業環境依舊脆弱

張車偉認為，有必要澄清當下社會對勞動力市場供需狀況的誤解。目前，學術界雖已接受中國經歷了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消失的觀點，但往往將人口轉變與勞動力絕對短缺聯系起來。實際上，雖然中國已經跨越劉易斯轉折點，但并不意味著已經進入勞動力絕對短缺時代，周期性失業還將發生，勞動人口中的“4050”人員、高校畢業生和外出農民工等群體就業環境依然比較脆弱，未來仍然是就業政策的重點幫扶群體。

報告認為：“從長期來看，農民工群體在未來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優勢難以維持，其就業形勢將比大學生更為嚴峻。”高文書解釋稱，首先，人力資本水平是決定長期就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農民工的人力資本處于明顯劣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目前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6億人，3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約占60%，但是，他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8年，過早地進入勞動力市場，導致其缺乏必要的職業技能。其次，青年農民工集中在經濟調整沖擊最突出的地帶。超過70%的青年農民工流入東部沿海地區，大約50%的青年農民工從事制造業，而受經濟放緩和結構調整影響最大的恰恰就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外向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這些青年農民工基本沒有農業經營經歷，在遭受沖擊下，農業“蓄水池”功能對于青年農民工不再發揮作用。相對于同齡的城市青年尤其是大學生，青年農民工的適應能力明顯更弱，有可能在結構轉型中加入長期失業大軍。

大學生的問題同樣突出。張車偉說，他們統計失業者中畢業未找到工作人員的學歷分布發現，大學本科、專科和研究生畢業未找到工作的比重達到44%，占全部失業人員的比重為9.6%。如果不考慮以往累積下來的人數，則可以說每10個失業人員中就有1個是剛畢業的大學生。按照2010年2283萬人的失業總規模，剛畢業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規模將近200萬人。根據預測，2010年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大學生人數為560萬人，這意味著35.7%的新畢業大學生沒有實現就業。

建議 引入退休年齡彈性機制

應對“十三五”就業沖擊，張車偉建議，在就業政策制定上，政府應該著重考慮如何適應經濟形勢的變化，充分利用和消化吸收現有的勞動力資源。從供給端看，既要培養更多的市場需要的高素質技能型勞動者，也需要為已離開學校的勞動者學習新技能提供渠道。從需求端看，應關注到就業創造的模式變化。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服務業中的中小企業將是就業創造的主體。應扶持成長性好的中小企業發展，降低他們在社保繳費、員工招聘和培訓等方面的成本，能更好地發揮這些企業吸納勞動力的作用，提高就業質量和市場需求彈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都陽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十三五”時期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關鍵階段，就業發展應該關注以下幾個重點領域：首先，通過全面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提高勞動參與率，為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贏得時間；其次，要積極應對結構調整所提出的挑戰，做出相應的規劃和政策調整；再次，進一步加強人力資本積累，迎接中國經濟的新一輪變革；最后，抓緊時間，完善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制度。

同時考慮到未來中國可能出現全局性勞動力短缺局面，張車偉建議 “十三五”期間開始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為開發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進行制度性安排，建議按照并軌先行、漸進實施和彈性機制的原則逐步延遲退休年齡。

首先，實現養老金制度并軌，將退休年齡歸為兩類：職工養老保險領取年齡和居民養老保險領取年齡。其次，職工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改革方案分兩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養老金制度并軌時，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區別，將職工養老保險的女性退休年齡統一規定為55歲。第二步，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同時達到65歲。再次，居民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從2033年開始每3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完成。

同時在退休年齡改革中引入彈性機制。“可考慮以法定退休年齡為基準，規定人們可提前或延遲5年退休，但養老金待遇與退休年齡掛鉤。測算表明，延遲退休年齡可有效改善城鎮勞動力的供給狀況，增加城鎮適齡（退休年齡以下）勞動年齡人口，延緩其比重下降趨勢。”張車偉說。（記者 方燁 梁倩 實習生 章靜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