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人蔡元培

知大師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三

完人蔡元培

陳獨秀：“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于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毛澤東：“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蔣夢麟：“大德垂后世，中國一完人。”

1916年，正在法國考察避居的蔡元培，受教育部電召回國。

12月22日，蔡元培從上海出發，在風雪中抵達剛剛經歷了一回帝制復辟的古城北京，接受時任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簽發的任命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

1917年1月4日，一輛四輪馬車駛進北大校門，此時，早有兩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兩側，向車上這位剛被任命的北大校長鞠躬致敬。蔡元培走下馬車，摘下禮帽，向工友們鞠躬回禮。在這所等級森嚴的官辦大學里，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

而這，正是蔡元培想要表達的：北大的一切將發生改變。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后雖改名為北京大學校，卻仍保留著前清老爺式的作風，被外界叫做“官吏的養成所”。

赴京前，一大批曾經的革命同仁都勸蔡元培不要就職，以免被北大的惡名所污，但也有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少數人請他不要錯過在北方為改革效力的良機。

矢志教育救國的蔡元培決定接受這一任命。很多年后回憶起這段歷史他寫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對北大的整頓蔡元培是從文科入手的。他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劉半農、胡適、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派”人物，同時又保留或聘請了一批在學術上有很高造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的學者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人,不遺余力地履行其“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聘請教員只問學問、能力，不問思想、派別。

辜鴻銘在清朝垮臺之后，依然拖著一條長辮在北大的講臺上教英文，上課時還有一個仆人在邊上伺候泡茶、抽煙。

同為章太炎門下弟子的錢玄同與黃侃，分屬新舊兩派，又同授文字課。講著講著，黃侃會大聲罵起對面教室里的錢玄同來，錢玄同則每每裝作沒聽見，繼續講自己的課。

有人對此很不理解。但在蔡元培看來，大學就是要“囊括大典，網羅眾家”，讓各種思想在這里衍生碰撞。他“三顧茅廬”選擇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是看重其主編《新青年》雜志對青年一代的影響；破格選聘并無大學學歷還是北大“落榜生”的梁漱溟，是欣賞其所作《究元決疑論》一文顯露出的印度哲學功底。

陳獨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稱贊說：“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于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蔡元培改革大學的呼聲“震開了當年北京八表同昏的烏煙瘴氣，不但給北京大學一個新靈魂，而且給全國青年一個新啟示”。

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聽了蔡元培的演講后，感慨萬千：“以一個校長的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1868年1月，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紹興山陰縣，17歲考取秀才，25歲中進士點翰林，27歲已升補翰林院編修。戊戌新政的夭折，使蔡元培對清廷大感失望，他毅然請長假南返，投身新式教育，進而從事秘密反清活動。1907年，年屆不惑的蔡元培踏上歐洲大陸，進入萊比錫大學研修，在校六個學期，選聽課程近四十門。辛亥革命后，45歲的蔡元培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總長，但很快因袁世凱篡權且試圖恢復帝制斷然宣布辭職，并于1913年再次赴歐考察。1928年起蔡元培一心致力于國立中央研究院的事業，短短數年，迅速聚攏起一批國內一流的科技、學術精英。

蔡元培身材矮小，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著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讀，并有過目不忘之稱。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態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他虛懷若谷，對于任何意見、批評或建議都欣然接納。”樸素謙抑的蔡元培，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漢造反舉事的志氣與血性，“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否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這是蔡元培給青年學人、后來一度出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留下的印象。

世間的人雄人杰莫不是至情至性之人。據他的學生，先后任清華、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回憶，1935年，蔡元培到南京，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聞訊設宴招待。席間，蔡元培極為真誠懇切地苦勸汪精衛改變親日的立場和行為，嚴正態度，以推進抗戰和民族復興的國策。當時在座的羅家倫等人看見，蔡元培說到激動傷心處，眼淚一滴滴落在湯盤里，又和湯一道咽下去。其情其景，在場者無不為之動容。

正如林語堂所言：“蔡先生軟中帶硬，外圓內方，其可不計較者他不計較，大處出入卻不肯含糊。”有人統計，蔡元培一生辭職24次之多，光在北大校長任上就曾7次辭職。1923年春，當時北京政府濫捕財政總長羅文干下獄，蔡元培“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茍安”，發表《關于不合作的宣言》，辭去北大校長一職，從此再未北返。

即使以最嚴格的道德標準來衡量，蔡元培也堪稱君子。他不嫖不賭，不貪不占。他一生沒有置備私產，搬家多次，租居而已，以至七十大壽時，學生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湊錢為他買所房子，使他有個頤養、著書的所在。

1937年抗戰爆發，蔡元培已到古稀之年，當年11月在國民政府的安排下，從上海到香港躲避戰亂。

1940年早春，73歲的蔡元培步入貧病交加的人生暮年，而此時，偏又遭逢愛女蔡威廉死于難產的致命一擊。這位留洋歸國的藝術家死得很慘，在咽下最后一口氣之前還用手在墻上反復疾書“國難！家難！”撕心裂肺之狀令天地為之動容。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剛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鮮血跌倒在地。兩天后，醫治無效溘然長逝。

曾任北大教授的王世杰在《追憶蔡元培》一文中寫道：“蔡先生為公眾服務數十年，死后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院藥費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無法給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質物以處喪事，就連入殮時的衣衾棺木，還是商務印書館的王云五先生代籌的……”其清廉令人不禁落淚。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風雪 ”中走來，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風驟雨中離去。毛澤東在唁電中譽其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蔣夢麟則在挽聯中稱他是“大德垂后世，中國一完人。”

（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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