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之父張伯苓

知大師之大 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六

南開之父張伯苓

黃鈺生：“我們懷念指教我們隨時準備忠實地報效國家的那個人，我們懷念愛護青年而為青年所敬愛的那個人——國士，教育家，新教育的啟蒙者，一代人師，張伯苓先生。”

張伯苓：“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而我愿意做那個挑糞工。”

1937年7月29日，地處天津城南八里臺的南開大學，突遭海光寺日軍兵營炮火襲擊，幾十萬冊寶貴圖書和珍稀資料灰飛煙滅。炮擊過后，日機又凌空投放炸彈，校園內殘存的建筑和相鄰的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均被炸毀。轟炸過后，兇殘的日軍又派出大股騎兵與數輛汽車,滿載煤油闖入南開大學校園四處投彈，縱火焚燒，整個校園黑煙滾滾，烈焰升騰。

這所由著名教育家張伯苓等人創辦，千辛萬苦發展起來的中國當時最杰出的私立大學，在戰火中成為一片廢墟。時已轉往南京的張伯苓聞此兇訊，當場昏厥，而后老淚縱橫。

當天下午，張伯苓以悲壯的語調對《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奮勵。”

從僅有5個學生的一個私塾，到包括男中、女中、小學、大學及研究所共3000學生的南開學校，張伯苓為此奉獻了畢生心血。

1876年，張伯苓生于天津，13歲時考取北洋水師學堂航海科，五年后，以“最優等第一”的成績畢業。

1895年，中日甲午之戰爆發，北洋水師一敗涂地。兩年后，中國威海衛軍港上空，日本太陽旗降落，中國黃龍旗升起，接著黃龍旗降落，英國米字旗升起。張伯苓多年后喟嘆道：“我在那里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

張伯苓于是決計獻身教育救國。

1898年，22歲的張伯苓應聘到清朝學部左侍郎嚴修家里教書，給學生講授英文、數學、自然科學等課程，并十分重視體育教學。1901年士紳王某開辦“王館”，亦請張伯苓每天下午給學生上課。

1903年，張伯苓和嚴修一同東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后即合并嚴、王兩館，于1904年10月開辦私立中學，首批錄取了梅貽琦等73名學生，由張伯苓任學校監督（民國后改稱校長）。1907年春，張伯苓在天津城南一片開洼地建成新校舍，校名改為“南開中學”。

1917年秋，張伯苓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等名師。課余，他與嚴修等一同考察了美國許多私立大學。1919年，南開大學建成。

除了教會學校，在當時，體育辦得最好、最出名的就屬南開了。自1910年起，所有的重要運動會都會聘請張伯苓為總裁判長。

南開的新劇團也十分有名。早在1909年，張伯苓就鼓勵學生演出話劇，且親自寫作劇本、指導表演、擔任劇中主要角色，使外界驚駭不已。

為了維持南開學校的運行，張伯苓成為當時有名的“化緣和尚”，他需要奮力周旋于各式政要之間。有學生說：“我們不要官僚軍閥、土豪劣紳的臭錢！”張伯苓卻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而我愿意做那個挑糞工。”

融資不易，但張伯苓從不吝嗇于購買教學儀器。民國初年，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到南開參觀，見中學有如此設施，深為贊嘆，說：即使美國的中學，能有像南開這樣的實驗儀器者，也不多見。

張伯苓曾向嚴修表態：“寧以身殉，不為利誘，終身從事教育，不為官。”嚴修1929年病逝，在南開學校他被尊稱為“校父”。無論在他生前還是身后，張伯苓都嚴守對他的承諾，苦心經營南開系列學校。張伯苓也曾談起堅守這份諾言的艱澀，他說每每雨中走在南開校園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樹上，就感覺像自己在落淚。

執掌南開系列學校，張伯苓始終秉承著私立非私有的理念，身兼多個職務，卻只拿南開中學的一份工資。他上班或到市里辦事，學校備有“洋車”，后來，那輛洋車的后堵板被學生偷拉時摔壞，車夫和齋務都主張換成新的，他卻笑著說：“不用換，還沒有到把我漏下去的程度。”他每次到北京辦事，總是住在前門外施家胡同一個普通客店，每天房費一元。這等客店設備自然不會好，且臭蟲特別多，所以他每次總要自己帶上一盒臭蟲藥。

張伯苓給南開的教授們修建了寬敞的住宅，自己卻住在南開中學后面一個羊皮市場的簡陋平房里。有一次張學良去拜訪他，汽車在附近轉了好長時間，才在那條曬滿了羊皮、散發著惡臭的小路上找到張伯苓的居所，這讓他對張伯苓的簡樸心生敬佩。

張伯苓是教育家，也是愛國者。

1927年他去東北考察，親見日本人經營滿蒙之精心與野心，發出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的感慨。返校后他在南開大學成立“東北研究會”并派教授去東北作實地考察。 “九一八”事變后，南開大學更是作為天津抗日救亡運動中心，與日軍、漢奸展開了長期或明或暗的斗爭。

日本駐天津副領事梅津有一次找到南開大學，說是大學南面有幾十畝空地，剛好可以栽種一千株櫻花。張伯苓聞言讓人買來一千株桃樹，連夜種在那塊空地上，并告訴梅津，桃樹有驅鬼辟邪的作用。梅津哭笑不得，只得悻悻而去。

張伯苓最小的兒子張錫祜，是中國第一批空軍。1937年8月，張錫祜奉命由江西吉安飛赴南京對日作戰，中途失事而殉國。得到消息，張伯苓怔住了，半天才對身邊的人說：“吾早以此子許國，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復何慟為。”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曾為100人頒發抗日勛章，張伯苓名列第一位。一天，他的學生杜建時來報喜說：“我在政府負責清查漢奸，我看到漢奸名單里沒有一個南開的學生！”張伯苓欣慰地說：“聽到這個消息，比我得到任何獎章都高興！”

1949年，蔣介石敗走臺灣，在親自登門勸張伯苓一同撤走被婉拒后，臨走仍給張伯苓留下一架專機，供他隨時飛往臺灣，但張伯苓還是毅然留在大陸。

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溘然長逝，留下的只有一副茶色眼鏡和7元4角錢！

他的學生黃鈺生在為老校長所致悼詞中說：我們懷念那個身材魁梧，聲音洪亮，談笑風生，豪爽豁達，性格中充滿了矛盾，而能在工作中統一矛盾的人——這個人，機警而天真，急躁而慈祥，不文而雄辯，倔強而克己；這個人，能從辛苦中得快樂，能從失敗里找成功，嚴肅之中又有風趣，富于理想而又極其現實。我們懷念指教我們隨時準備忠實地報效國家的那個人，我們懷念愛護青年而為青年所敬愛的那個人——國士，教育家，新教育的啟蒙者，一代人師，張伯苓先生。      

（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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