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出租車改革需落實屬地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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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部召開全國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推進會，對出租車行業改革提出要求

深化出租車改革需落實屬地管理責任

本報訊 記者吳敏報道  近日，全國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推進會在交通運輸部黨校召開。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劉小明出席并作會議總結，他指出，要充分認識改革的重要性、緊迫性和復雜性，進一步落實屬地管理責任，不斷推動出租汽車行業深化改革，重點破解轉型升級難題。

據介紹，截至4月24日，全國共有21個省份出臺了出租汽車改革意見；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85個城市已經出臺了落地政策，118個城市公開征求意見。神州專車、首汽約車、曹操專車、滴滴出行、飛嘀等5家全國性網約車平臺公司和廈門1家地方性平臺公司已經獲得了經營許可，其中，神州專車、首汽約車、滴滴出行分別在15個城市、13個城市和7個城市獲得經營許可。

劉小明指出，在行業深化改革過程中，各地交通運輸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創新管理服務方式，與相關部門協同配合，建立協調聯動機制，新業態逐步規范，傳統業態積極轉型升級，各地改革工作開局良好，成效初步顯現。但同時也要看到，當前部分地區深化改革還存在思想認識不到位、政策出臺滯后、改革成效不顯著、改革重心不均衡、治理能力不足等問題。

劉小明強調，出租汽車行業是重要民生領域，事關人民群眾出行與社會穩定大局，這次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是一項示范性、標志性改革，落實好這項改革，對于推動其他新業態發展，實現行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他要求，進一步落實屬地管理責任，抓緊出臺改革落地文件，對于傳統業態，重點破解轉型升級難題，規范經營權管理，完善價格形成和利益分配機制，提升服務質量；對于新業態，要創新監管方式，提升信息化監管水平，完善聯合監管機制，充分利用信用手段，規范網約車創新發展。同時，要強化政策的跟蹤評估和優化完善，使政策更加符合行業發展。

據了解，會上，遼寧、重慶、廣州等六個省市交通主管部門代表做了各地出租汽車改革推進工作經驗介紹，包括中國出租汽車產業聯盟、首汽約車、滴滴出行和神州優車在內的四家企業代表做了企業工作推進情況介紹。

去年7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新聞發布會宣布，經國務院同意，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交通運輸部等國務院七部門聯合頒布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管理辦法》已于2016年11月1日起正式實施。本次會議正是在出租車改革大背景下的一次改革推進會。

30年前上海出租車是這樣改革的

30年前，上海出租車改革與今天我國出租車改革的局面有相似之處，但今天的出租車改革面臨的情況更加復雜，科技手段帶來的新興網約車業態、政府監管跟不上科技發展等，讓出租車改革難上加難。但是改革的初心沒有變，30年前上海出租車改革的經驗或將給今天的改革提供借鑒。

鐵腕整治行業

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镕基，曾親自督促行業整頓。

1980年代，上海出租車行業是全民、集體和個人的大混雜。此時，全國各地都處于這種“社會辦出租”階段。出租車市場秩序混亂的問題就爆發了，拒載、亂收費等行為到處存在，市民反映很大。

1980年代后期，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镕基，曾親自督促行業整頓。曾任上海市出租汽車公共交通客運管理處處長的王秀寶介紹道，他把上海經委、技監局、質量監督局、公安局和工商局等相關部門負責人都叫到上海市出租汽車公共交通客運管理處現場辦公。

當時，上海很多出租車沒有使用計價器打表計費的習慣，而是和乘客去商談價格。這是因為一個現實的困難：車上安裝的那些集體小廠生產出來的計價器“不好用”。

在朱镕基的命令之下，上海不僅從海外進口了幾千臺計價器，還從此統一由國有的上海儀電下屬工廠來生產計價器，并強制出租車使用，否則“抓住兩次就吊銷營運證”。

在朱镕基任上，在堅決把損壞行業聲譽的“害群之馬”清除出出租車司機隊伍的一系列嚴厲舉措下，“亂收費和拒載等違紀問題，就被壓制住了”，上海的出租車市場在1990年代后漸漸走向規范。

總量控制的由來

1992年-1995年，上海出租車數量從1.2萬輛，增加至3.8萬輛，出租車企業數量多達500多家。這讓管理部門在高興之余，也感覺到了困難。這時候，王秀寶第一次出國到日本考察出租車市場，與出租車管理部門進行交流。

正是這次考察中，他們才了解到出租車總量控制的概念。日本同行說，他們是根據滿載率來衡量出租車數量的飽和程度——如果市場上出租車的滿載率比較低，空載率比較高了，這種情況就不可以投放車輛了，相反的情況則應該投放車輛。后來，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門提出了70%滿載率的總量控制標準，也就是說，如果滿載率超過70%，就投入車輛。

從國際上看，不論是在城市管理實踐中，還是學術研究中，普遍認為城市出租車空載率維持在30%-40%是比較合理的水平。1996年后，上海開始按照滿載率“嚴格控制”出租車數量。國內其他城市，也逐漸采取了同樣的做法。

限制個體司機引爭議

從1987年到現在，上海除了在2005年特批過2000個貨運個體司機轉為個體客運資質，就再未發展過個體司機。目前，上海尚有3000多輛個體出租車在運營中，在出租車總量中占比僅6%。

這樣的思路，引來了不少反對意見。直到今天，不少專家學者們，依然在呼吁對個體司機放開準入。

“理論上說，這樣確實會更有公平性，但公平需要可操作性。站在政府的角度，就是管不了，專家可以來管管看，肯定管不了。”已經從上海市交通局副局長任上退休下來的王秀寶，認為自己的身份可以坦率表達出這個政府無法明言的觀點。“在政府管制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個體司機是不能發展的。”

扶大扶優是管理導向

在堅決不發展個體司機的同時，對于那些公司制的出租車經營者，上海的交通管理者采取的是“扶大扶優”的管理導向。

“這是我們從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開始說的一句話，也算是一個操作規范。”王秀寶說，大的企業，下的管理精力肯定多，它很珍惜自己的聲譽，所以這種企業提供的服務質量相對來說好，所以它又大服務又優，那么我們就應該支持，所以那些企業就壯大了。

在1990年代，民營經濟并不發達，出租車行業里的公司，主要是國有和集體兩類企業，其中實力相對強一些的，是國有企業。

政府最大的扶助，來自新增出租車額度時的政策傾斜。“出租車牌照是免費獲取，招投標時考評的就是服務質量和公司實力。”王秀寶說，這種考慮，是基于出租車公司一定程度是在承擔政府對行業的管理職能。以上海世博會新增出租車額度的招投標為例，結果顯示：上海最大的5家出租車公司，分享了這些額度。

過去二十年來，在“扶大扶優”的政策導向下，出租車行業不斷地兼并，加上上海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各個領域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本身也在不斷合并，公司數量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五六百家，減少為了現在的一百多家。

其中，大眾、強生、巴士、錦江、海博五大出租車公司的出租車數量，占據了大約70%的市場份額。2010年，強生和巴士合并后，新的強生和大眾，則分別擁有超過1.3萬和9000輛出租車，加起來占據了45%的市場份額。

30年前，上海車租車改革所獲得的經驗一直沿用至今，并且在國內很多城市得到了推廣應用。

楊國平：改革需三方形成合力

本報訊 近日，全國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推進會上，中國出租汽車產業聯盟理事長、大眾交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國平代表行業發言，他表示，出租汽車改革需要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和企業共同參與，形成合力，做好這篇大文章。

據了解，中國出租汽車產業聯盟目前覆蓋了20多個省市自治區80余家成員單位，從業人員超過35萬，車輛超過20萬輛，已成為出租汽車行業的重要代表。

楊國平在發言中首先提到當前出租汽車行業存在的問題，和1988年上海的出租汽車行業情況相似。他回顧了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镕基在上海鐵腕整治出租車行業的情形以及大眾交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經過。他指出，中國出租汽車產業聯盟成立后，聯盟成員單位應發揮行業的骨干企業作用，響應交通運輸部號召，做到改革的四個創新，即體制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出租汽車改革需要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和企業共同參與，形成合力，做好這篇大文章。

楊國平對于近年來受資本裹挾、擾亂市場秩序、進行非法運營的部分網約車平臺提出尖銳批評。他指出，互聯網只是技術，不是法外之地，就像房子是用來住的一樣，平臺也是用來服務的。一些網約車平臺用燒錢的辦法誤導消費者和駕駛員，導致很多問題，最終是要付出代價的。網約車平臺不能為違法找借口，必須要遵守國家和地方制定的規則，做好“正規車、正規人、規范服務”這十個字。

他說，出租汽車行業多年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但這幾年的倒退讓人看著痛心，全國的出租汽車企業有責任把這個行業做好，要通過堅持四個一流，即一流車輛，一流調度系統，一流收費系統，一流的駕駛員隊伍，把出租車這張城市名片撿回來。

楊國平的發言得到場內代表的極大共鳴，不少參會的地方主管部門代表表示這個發言講出了行業的心聲，指出了問題的癥結，也展現了出租汽車企業自我變革、不斷進取的決心。此外，楊國平還提出行業自身發展的舉措，協會和聯盟應發揮的重要作用，希望建立六城市協調會機制商談價格改革，以及建議交通運輸部組織巡視組對于各地網約車新政落地情況進行督導。

（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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