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適之”

知大師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八

“我的朋友胡適之”

毛澤東：“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唐德剛：“胡氏生前真可說是交游遍及海內外。上至總統、主席，下至企臺、司廚、販夫、走卒、擔菜、賣漿……行列之中都有胡適之的‘朋友’！”

“我從山中來，帶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時過。急壞種花人，苞也無一個。”

這首輕快的小詩《希望》，是胡適的白話代表作之一。它被改成歌、譜成曲，傳唱至今。

胡適，字適之，徽州績溪人，1891年生于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于世。

1910年19歲時胡適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先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后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約翰·杜威。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名聲大震。同年9月，年僅26歲的他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哲學門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三門課程。

許多年后，胡適曾回憶說：“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割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么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傅斯年）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后，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后，才曉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護人。”

回國后，胡適繼續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等相關文章，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者。

《新青年》《每周評論》還有北大學生辦的《新潮》等，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狂飆巨流。毛澤東后來對《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說：“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而與此同時，社會上反對的聲音也異常激烈。

作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大弟子，黃侃對白話文最為反感。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叫‘到哪里去’。”言畢，哈哈大笑。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贊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僅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適的回擊同樣令人拍案叫絕。一次，胡適在課堂上說：“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愿從政，便拒絕了。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同學們紛紛擬稿，最后胡適從電稿中挑出一份字數最少且表達完整的，其內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說：“這份電稿僅12個字，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只需５個字：干不了，謝謝。”

胡適不但大力倡導，而且身體力行。他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嘗試集》，創作出中國第一個白話散文劇本《終身大事》，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長于說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所作白話傳記文字清新曉暢，具沖淡自然之美。他還率先用白話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譯本。由于胡適的倡導和朋友們的努力，白話文學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學的地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確規定，小學教材一律采用白話新課本。胡適的白話革命大獲成功。

1926年，胡適赴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議，回國后留在上海執掌中國公學。1932年，胡適重返北大，任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胡適于9月到達美國舊金山，試圖通過民間外交的方式得到國際聲援，翌年10月，正式成為中國駐美大使。1942年9月胡適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4月，胡適自上海乘“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赴美國“看看”，這一“看”就是九年。1958年4月，胡適回到臺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

除“胡適博士”外，胡適還有一個著名的頭銜——“我的朋友胡適之”，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交際之廣和人緣之好。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我的朋友胡適之”一節中提到：“胡氏生前真可說是交游遍及海內外。上至總統、主席，下至企臺、司廚、販夫、走卒、擔菜、賣漿……行列之中都有胡適之的‘朋友’！”

有個賣芝麻餅的，空閑時讀些有關政治的書，寫信向胡適請教。胡適不僅回信，還在文章中寫道：“我們這個國家里，有一個賣餅的，每天提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里偷閑，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只這一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這個賣燒餅的小販常到胡適的辦公室去看他。胡適出門，先寫信通知他，免得人家跑冤枉路。后來小販以為自己生了鼻癌，胡適替他寫信給醫院，更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費用。

寬容與自由是胡適生命中的兩大主旋律，貫穿終生，造就了一個多面的胡適。

在他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就職典禮上，蔣介石曾親自出席并致詞，以示敬重。只是在致詞中，蔣介石對胡適提倡的“五四價值”“自由主義”等等說辭，于褒中暗含了譏諷之意。親歷者石璋如說：“胡院長一發言就說總統你錯了，臺下立即鼓掌，沒有幾個人敢說這句話的。” 1959年，胡又公開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同時反對其為連任而強行“修憲”。

1962年2月24日下午5時，胡適出席中研院舉辦的酒會，六點半許，客人開始陸續散去，胡適仍站在原處含笑和一些人握手告別。當他正要轉身和一位客人說話時，忽然面色蒼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后倒下。一代博學碩儒就這樣溘然長逝。

2月27日，蔣介石親筆寫下意味深長的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但3月3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之后的“上星期反省錄”中，表達了對于胡適之死的真實感受：“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出殯之日，臺灣各界30萬人為“我的朋友胡適之”自動執紼。

胡適的學生毛子水為其撰寫了墓志銘：“這是胡適先生的墓。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里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異，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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