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才子顧頡剛

知大師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十五

蘇州才子顧頡剛

胡適：“……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

余英時：顧頡剛是“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

在中國史學界，特別是20世紀20至40年代的史學界，顧頡剛這個名字如雷貫耳。

1923年，30歲的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一夜之間暴得大名，成為史學界一顆新星。大名鼎鼎的胡適熱情洋溢地稱贊道：“……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半個世紀后，當代著名學者余英時也評論說：“顧先生‘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之所以能在中國史學界發生革命性的震蕩，主要就是因為它第一次系統地體現了現代史學的觀念。”余英時認為，顧頡剛是“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

1926年，顧頡剛出版其史學巨著《古史辨》，再次轟動史林，胡適稱之為“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古史辨》的出版，標志著一個新的史學學派古史辨派的誕生，顧頡剛也當然地成了這一學派的創始人。

1893年，顧頡剛生于蘇州懸橋巷顧家花園，祖父為他取名誦坤。顧家是蘇州有名的書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曾特地題寫“江南第一讀書人家”贈之。

顧頡剛還被抱在懷里的時候，祖父就教他識字了。老媽子抱著他上街，他就指著招牌認字，店鋪里的人詫異道：“這怕是前世帶來的字吧！”他的祖父祖母甚至他家的幾個老仆都很會講故事，幼小的顧頡剛常常坐在門檻上聽他們講《山海經》。祖父帶他上街或和他掃墓，看見一塊匾額、一個牌樓、一座橋梁，必把它的歷史講給他聽。這些都使他畢生受用。

顧頡剛幼時深得祖母溺愛，吃飯也讓人喂，碰到吃魚，一定要把刺挑凈了才給他吃……為此，顧頡剛6歲上私塾時還不會端碗，一輩子都不會吃魚。祖母在生活上對他如此嬌縱，但在讀書上卻特別嚴格。一次天下大雨，顧頡剛想逃學，祖母卻嚴厲地說：就是下鐵，你也得去。在《玉淵潭憶往》中，顧頡剛回憶說：“我的一生，發生關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簡直可以說，我之所以為我，是我的祖母親自塑鑄的一個藝術品。”

打十一二歲起，顧頡剛便養成了買書的習慣。當年蘇州觀前街一帶有20多家舊書肆，書很便宜，他常把吃零食的錢拿去買自己喜歡的書，一年下來居然可達五六百本之多。他的父親戒他買書不必像買菜一般求益，他的祖母則笑他買書好像瞎貓拖死雞一般不揀擇。12歲那年，顧頡剛做了一篇題為《恨不能》的文章，表示“恨不能讀盡天下書”。

1906年初，蘇州第一所高等小學開辦，顧頡剛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1908年轉蘇州第一中學堂。少年顧頡剛也曾做過一段文學夢，還和葉圣陶等幾位好友成立了一個詩社，后來發現自己實在沒有文學的靈感，才從此不敢妄想再“吃天鵝肉”了。

1913年3月，顧頡剛考取北大預科，1916年夏，考入北大哲學門。

進入北大哲學門是顧頡剛一生的轉折點。在這里，他“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1917年，27歲的胡適出任北大哲學門教授，并采用“截斷眾流”的方法講授中國哲學史大綱，令聽講者大為驚駭。學生中的激烈分子開始琢磨如何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走。顧頡剛卻有些與眾不同，“覺得他講的雖是哲學，不啻講的史學，更不啻講的是治史學的方法。他用實驗主義的態度講學問，處處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顧頡剛想起了在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并勸雖不是哲學門的傅斯年“何妨去聽一聽呢”。結果，正如顧頡剛所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后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而在年輕的胡適看來，這批學生盡管“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有“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

1920年，顧頡剛從北大畢業。此后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云南大學、蘭州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1954年后，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等職。

顧頡剛讀書一向多而雜，且喜歡在書上加批注，并每每把讀書時的見解疑問等等心得寫成讀書筆記，一生共寫讀書筆記200多萬字。他還習慣用文言寫作，如果要用白話文發表，就先用文言寫一遍，然后再譯成白話文。

作為名教授，顧頡剛長于研究，卻拙于教學。當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課時，顧頡剛總是穿寬大長袍，戴一副白色金邊眼鏡，微駝著背，顯得不茍言笑。雖然旅居北京多年，卻仍然脫不了一口濃重的蘇州口音，再加上有點口吃，所以上課時一般學生都不易聽懂。他因此揚長避短，上課時很少侃侃而談，除了發給學生大量資料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寫板書，通常寫滿三四黑板，下課的鈴聲也就響了。雖然顧頡剛不善講課，但他的板書內容卻是精心準備的讀書心得，很有見解，所以時間一久，大家也就認可了他這種獨特的教學方法，覺得貨真價實，別具一格。

顧頡剛愛才惜才有口皆碑。有的課選修的人少，他就讓學生到家中上課，目的是充分利用家中的圖書資料。在北京時，他家里有五間大屋都擺著書，最多時有五六萬冊，他全部對學生開放。碰到學生提問，他就從架上抽下一本講解，由于對各類書爛熟于心，想要什么書他隨時都能找到，這一功夫令學生嘆為觀止。

國學大師錢穆的出道與顧頡剛有著相當大的關系。1929年顧頡剛回蘇州養病時，偶然讀到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書稿，大為欣賞，當即對錢穆說：你不合適在中學教書，你應該到大學教歷史。隨后即推薦錢穆到燕大，并請他為《燕京學報》撰文。不久，錢穆就撰寫了一篇名為《劉向歆父子年譜》的文章，并因此一舉成名。以后顧頡剛又力薦錢穆到北大任教。

顧頡剛一生傾心自己的學問，卻也有著一段纏綿悱惻的精神之戀，前后綿延半個世紀。1978年，已經85歲高齡的顧頡剛，重翻54年前的日記，看到1924年他和他所愛的人初識以及大家同游頤和園的情景時，寫下“五十年來千斛淚，可憐隔巷即天涯”。

1980年12月25日，顧頡剛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陽籍）

本報擁有此文版權，若需轉載或復制，請注明來源于中國政府采購報，標注作者，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