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創新叫轉化 ——《情里夢里湯顯祖》讀后

【文學自由談】

有一種創新叫轉化

——《情里夢里湯顯祖》讀后

■ 何英

當下，書籍如何穿透壅塞的信息圍堵來到我們面前？如何以其“熏浸刺提”般的滋養與我們深度交流？看罷朱虹先生的《情里夢里湯顯祖》，我想到這個似乎不太切題的話題。實在是因為這本書寫得太完備了，目前學界關于湯顯祖的最新研究成果，幾乎都被作者吸納采擷。而從幾百萬字的史料、研究論著中提煉出的這本書，盡管只有15萬字，卻將湯顯祖的主要事跡、典型本事都掃蕩了個遍。若非作者對其人其著的熟稔于心、對前人研究的消化于無形，若非對湯顯祖這個傳主的“一往情深”，是不能夠寫出這樣一部清簡、全面、綜合又文采卓然的傳記的。此書甚至可以當作教科書。這樣的書籍，如果它想穿透壅塞的信息，來到我們的面前，那一定是非常受歡迎并且易于接受的。事實上，當我們在大談各種創新的時候，是不是有一種創新叫轉化，將艱深、晦澀且塵封于學術高閣中供幾個人玩賞的好東西，轉化成大眾愛看能懂并終于成為墊高我們民族整體文化根基的養分？

為什么這種轉化與普及變得格外有意義，至少在湯顯祖研究上？不可否認的是，連大學文科生對莎士比亞的了解都比湯顯祖多。我們從小耳熟能詳：莎士比亞是“人類文學奧林匹斯山的宙斯”，卻對并世雙星的另一星所知甚少。當然，隨著1998年國際上對湯顯祖的關注度開始升溫，多國興起了“《牡丹亭》熱”，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首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入遺”的昆曲引發了國際上的“昆曲熱”，使湯顯祖和《牡丹亭》終于走向世界。既然“莎學”已經如此興盛了幾百年，“湯學”也應在國際上獲得應有的地位。這種地位的獲得，首先要達到的目標即是本國國民對其的熱愛、自豪和深入了解，正如英語世界以莎士比亞為驕傲，莎士比亞的文學深入人心一樣。2016年是湯顯祖年。400年前，兩位戲劇大師在這一年去世，以此紀念為契機，國內學術界推出了一批學術成果，包括《湯顯祖集全編》（增修版）、《湯顯祖研究叢刊》等等。學者們從美學、史學、戲曲、社會等多個角度探討湯顯祖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對一般讀者甚或是層次較高的專業讀者，要啃下這些“專著”都不是容易的事。就連湯學專家葉長海都謙虛地承認：“好多人沒有讀懂，包括我自己。真正讀懂他，不僅是文字，還有思想，這是一條很長的路。”這也是為什么湯顯祖不如莎士比亞普及，為什么讀莎劇容易讀湯顯祖劇難，演出莎劇容易演出湯劇困難。中國文字、文化的難度遠遠超出我們自己的想象。即便是最普及的《牡丹亭》“驚夢”一出：

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艷晶晶花簪八寶鈿，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提防沉魚落雁鳥驚喧，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顫。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云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遍青山啼紅了杜鵑，那荼蘼外煙絲醉軟。

　　沒有點背景知識、古文修養、詩詞歌賦常識，哪能體會其中精妙奧義？依譜按律填寫詩句曲詞，不是比之莎士比亞式開放話劇難得多？當然這種難度也是一種限制。這就尤顯得《情里夢里湯顯祖》這本書的意義：讓我們從這本傳記入手吧，先了解湯顯祖其人其事、其詩其戲，了解明朝那晦暗窒息卻又生機重重的文化時空……

“系之念之者，仍然是無法釋懷的民間疾苦。己饑己溺，民胞物與；世間冷暖，情里夢里，湯顯祖從來就沒有走向縹緲虛無。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摯愛在人間的唯情主義者、一個熱心腸的淑世主義者。”讀到這些句子，心下感慨良多，深覺朱虹先生對湯顯祖的評價乃匡正了世人對臨川四夢的誤解。人皆道湯顯祖沉浸在人生如夢的虛幻里，不過又是一個逃避現實的古代文人。而作者卻在傳記里多處記述了湯顯祖憂國憂民、替老百姓說話的事跡，如：湯顯祖的批判精神與俊偉人格，固然表現在有所不為的清高與退讓，但面對民間疾苦等等，他又細察敢言，從不茍且緘默。大疫之年，面對“江淮西米絕，流餓死無覆”“猶聞吳越間，疊骨與城厚”的人間慘象，他憤而發出“精華豪家取，害氣疲民受”的譴責之聲。“他嚴厲地批判現實的丑陋，尖銳地揭露官場黑暗，不斷提出救世良方并努力實踐，竭力尋找自己的理想社會：社會公平和人間正道，道德高尚和精神求索，愛情自由和婚姻幸福”。肯不肯替老百姓說話，我以為就是臧否古今詩人的標準之一。以前也喜歡過李白式天真灑脫、王維的詩情畫意，隨著年齡既長才明白，于中國幾千年百姓水深火熱的現實，杜甫式詩史詩人更值得敬重，原因不僅是詩歌內部的一些表現，更重要的是他是整個古代文學中肯替老百姓說話的詩人代表！

而另一方面，“湯顯祖的性格決定了他是一個為維護自己人格獨立不惜付出慘痛代價的道德君子。這種剛烈性格顯然不太適合在云詭波譎的政治環境中生存，因為從做人角度說，他是個太真的人，眼里容不得灰塵，但是他用藝術實現了他的政治之夢，也不失為是迂回地實現了自己的政治抱負”。

說湯顯祖必要聯系莎士比亞，這兩位偉大的文學家簡直就是為比較文學而生的。回避比較或站在各自立場偏揚某一方都是不客觀的。李建軍先生在其《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中寫道：文運取決于時代，莎士比亞幸逢其時。文學之美，首在語言，而漢語之韻致不可移譯。他贊美湯顯祖“端翔的氣骨與堅正的批評”。這些都是學界客觀、精細的文本比較的學術成果，與朱虹先生的觀點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綜合來看，我傾向于認為，湯顯祖是我們中華文明的驕傲和最高戲劇成就的代表，但也應透過湯顯祖巨大的背影看到我們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儒家理學的禁錮和小農經濟的遲滯，終使我們的文化向外張揚得不夠，而對文人士大夫而言，最終轉向內省式的佛道幾乎是一個定律。此痛被后來的新文化運動干將魯迅等所深恨，也是有緣由的。而幾千年來的文學作品總是陷入某種循環的怪圈，無法像莎士比亞式冒險打破陳規，打開嶄新一頁，開創一個全新世界。“莎翁戲盡是人生智慧，充沛的感受，對世界的思考，湯顯祖雖然詞寫得真是好，但總歸是些才子佳人，終成眷屬，和王朝更迭，生死迷津，到底還是無法比的。”此話有偏頗，于我們卻是一種鏡鑒。世上的事大都是復雜的，尤其是文化、文學的比較。偉大的《紅樓夢》是“臨川四夢”的發揚和壯大，既然中國文學注定了向內轉、抒情性的特質，那么西方文學的標尺是否是惟一衡量標準呢。也許正是這種幾乎兩極的差異性，體現了世界文學的多樣性與斑斕魅力吧。

—何英—

新疆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博士（在讀），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評委，首屆二屆施耐庵長篇敘事文學獎評委。發表作品約100多萬字，著有評論集《批評的“純真之眼”》《呈現新疆》《深處的秘密》，隨筆集《閣樓上的瘋女人》。曾獲《文學報》優秀新人獎、首屆茅盾文學新人獎等獎項。入選新疆“四個一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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