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實現“社會有感”離不開責任、擔當和智慧

改革實現“社會有感”離不開責任、擔當和智慧

本報評論員

同樣是“放管服”改革，要達到“社會有感”，政府采購工作卻要難得多。

舉個例子說。簡政放權，一個主要內容就是要取消一些不合理的審批權、名目眾多的行政許可、資格認證和各種奇葩證明等。在有些領域，因為這些簡政放權措施的施行，百姓辦事，跑的路少了，要蓋的章少了，自然會挑起大拇指稱贊，因為他們切身感受到了改革的成效。

取消代理機構資格審查制度，實行代理機構登記備案制，是政府采購工作落實簡政放權的重大舉措。由于門檻的取消，登記備案的代理機構在全國如雨后春筍般增長。截至目前，全國已有代理機構9000余家，但是，其中1600余家代理機構只有1個人員，近三分之一的代理機構只有3個人員，這些代理機構的執業水平令人擔憂。

同樣是簡政放權，卻有著不一樣的“社會有感”。

難道是政府采購取消代理機構資格審查制度，實行代理機構登記備案是有偏頗的地方嗎？面對這種現象，就有同志提出，代理機構登記備案時，在從業人員的人數及場所上要適當設置“門檻”。這種修正的觀點或許有合理的地方，但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我們知道，在完善制度設計和強化采購監管過程中，要發揮好“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作用。這兩“手”都要抓。政府采購制度賦予了采購人自主選擇代理機構的權力，這就給“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假如采購人都有一份責任、擔當，發揮智慧，選擇代理機構時調查研究，真正選擇那些有專業水準代理機構，遠離那些“草臺班子”。自然，通過充分合理競爭，市場就會發生正向淘汰效應，那些濫竽充數的“草臺班子”就沒有了生存空間。

從此一例可以看出，要讓政府采購制度改革達到預期的“社會有感”，離不開責任、擔當與智慧。

眾所周知，制度法規是嚴肅的、剛性的，同時也是原則性的、比較籠統的，而實踐是豐富多彩的、變化無窮的，任何一項制度不可能也不應該去窮盡實踐中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即可為。依此，就給我們在工作中留下了發揮智慧探索創新的空間。而要做到這一點，其前提就是要有一份責任與擔當。

再舉例說。有的同志一味強調，要出臺政府采購支持創新產品和服務的政策，只有有了“白紙黑字”，才能將政府采購支持創新產品和服務落到實處，否則就有些無能為力勉為其難了。殊不知，出臺制度是不能與國際規則相悖的，且研究符合國際規則和我國對外承諾的支持創新產品和服務的政府采購政策也會有一個較長的過程。我們要問的是，在當前的情況下，沒有此類“白紙黑字”，我們就真的無所作為了嗎？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完全可以在制度允許的范圍內在采購需求的確定、采購方式的選擇等方面做文章，來實現政府采購支持創新產品和服務，這其實在國際上都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做法。毫無疑問，這樣做需要智慧，更需要責任與擔當。

政府采購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就要科學合理確定政府采購范圍，清理優化審批審核事項，依法落實采購人自主權，加強采購人內部控制管理，規范代理機構管理，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加快推進政府采購信用評價體系建設，提升服務能力和水平，等等。這一系列的“組合拳”背后，都需要有責任、擔當與智慧的支撐。如果缺少責任、擔當與智慧，就會是被動地做表面文章，很難將這些舉措落實到位，更不要說用好用足了。我們期望實現的“社會有感”——諸如，提高采購效率、優化政府采購公共服務、提高政府采購效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激活政府采購市場活力等，會更曲折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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