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對新興數字技術的四重悖論

【前沿視角】

歐洲人對新興數字技術的四重悖論

《2019年歐洲技術洞察報告》譯評

■ 劉元興

西班牙IE大學變革治理中心每年發布的《歐洲技術洞察報告》是一個反映歐洲人對技術變革及其治理的態度和看法的晴雨表。馬德里時間2019年3月19日發布的《2019年歐洲技術洞察報告》就反映了歐洲人在對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邊緣計算等新興數字技術的憂慮和期待中產生的四重悖論。

西班牙IE大學（Spain’s IE University）變革治理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Governance of Change） 已經于2019年1月份對在英國、西班牙、德國、法國、愛爾蘭、意大利和荷蘭的2500名成人進行了民意測驗調查。這個調查意在摸清這7個國家的公民如何看待其所在城市和工作場所正在發生的新興數字技術變革以及對政府應對數字技術變革有何期待和要求。調查結果整體表現出歐洲人對新興數字技術的憂慮大于期待，憂慮包括失業、社交虛擬化等。正是因為這種憂慮，大多數受訪者希冀政府承擔起更多的責任，要求政府強力介入管控技術風險，而不僅僅是采取“征收附加稅”“失業救濟”等“最少干預”政策措施以促進數字技術發展。但是出于對民主的失望，歐洲人又不想由政府來作出治理他們的社會和國家的決策，而是希望由人工智能來作出。總之，從此次民意測驗調查結果來看，譯評者總結出：歐洲人對新興數字技術的態度和看法表現出四重悖論：（1）第一重悖論：期望數字技術促進社會進步，但又對數字技術產生過多的恐懼和憂慮；（2）第二重悖論：擔憂數字技術進步導致失業，但又認為雇主公司不進行數字技術改造將會很快倒閉；（3）第三重悖論：支持“政府干預最少”以促進數字技術發展，但又想要政府強力介入管控技術風險；（4）第四重悖論：對民主失望后想讓人工智能代替政客，但又想要政府來管控人工智能風險。

這些調查結論在不同國家、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和不同思想傾向的人群之間基本是一致的。

第一重悖論

美國人（尤其是硅谷）正在為機器人和自動化的持續發展而感到高興，將其看作能夠加速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個契機。然而，這一美好的故事卻沒有在歐洲上演，其中56%的歐洲公民表達了對機器替代人類執行大部分工作的未來世界的憂慮。憂慮的程度，隨著人們年齡的增大越發嚴重，憂慮人群占比接近60%,是對新興數字技術前景充滿信心和熱情的公民的兩倍。這種憂慮情緒可能會對正在進行生產流程自動化改造的公司產生很大的影響。

該民意測驗調查結果確認了研究者之間的一個共同的直覺：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引發歐洲公民日益增長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超過三分之二（70%）的不同年齡段的歐洲公民相信，如果得不到適當的監管和控制，新興數字技術創新將在之后的10年間對社會產生弊大于利的后果。

民意測驗結果可以反映出歐洲人對新興數字技術帶來的社會變化的深度焦慮，其中一半以上的受訪者擔心工作會被機器人取代。或許令人沒有想到的是，歐洲人不僅僅擔心他們在就業市場上面臨的挑戰，也擔心這對他們的社交生活將產生負面影響：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人們未來將花費更多時間來進行網上社交而不是面對面社交，表達了數字虛擬關系代替人類現實接觸的焦慮。

第二重悖論

民意測驗數據表明，歐洲人還擔憂面對即將到來數字技術變革和轉型，現有的教育和培訓制度系統會失靈。大多數被調查的歐洲人（60%的受訪者），感受到現行教育制度系統并沒有教育和訓練他們應對新興數字技術帶來的挑戰,尤其對年齡稍微大一些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因為他們發現自己面對正在快速變化的就業市場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他們（每10個歐洲雇員中就有4個）還認為，如果他們工作所在的公司不能夠正確適應新的數字技術變革和應用場景，很可能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消失，除非他們使用新興數字技術對其生產系統進行全面改造和對其商業模式進行快速改變。這種悲觀情緒在千禧一代（18-34歲）尤為嚴重（占比54%），他們看起來對其雇主公司存續持一個更加悲觀的看法。相反，65歲以上的高級雇員卻非常自信，其中只有22%的人擔心公司在新興數字技術變革背景下的存續問題。

第三重悖論

上述歐洲人所持有的“新興數字技術對社會弊大于利”的確信，可能會對數字技術創新形成阻力，因為其導致要求政府加強監管的呼聲升高。例如，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的絕大多數歐洲人期待他們的政府可以設置新的法律和稅種來限制自動化并阻止失業性裁員，盡管這意味將會阻止技術變革的步伐。

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歐洲公民支持政府對公司商業自動化蔓延進行控制，但有“溫和監管”和“強力監管”兩種聲音。很多受訪者支持“最少干預”政策措施，即“溫和監管”，例如對因引入自動化導致工作崗位減少的商業行為建議征收附加稅（67%的受訪者支持）或者對受到失業影響的人群給予額外救濟（71%的受訪者支持），以不妨礙新興數字技術創新和發展。而政府強力干預卻獲得了更大比例受訪者的支持：72%個人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對能夠使用機器替代人力的工作數量進行限制。74%的個人受訪者認為在商業開展中僅應允許使用機器或人工智能替代那些危險或不健康的工作。

第四重悖論

該民意測驗調查發現，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更傾向于支持由人工智能來代替政客做出關于治理他們國家的指導性決策。在荷蘭、德國以及英國，持這種想法的公民比例甚至更高，達到三分之一。在退歐這一奇特現象和歐洲代議制民主模式問題的關聯之際，該調查結果清楚地反映了人們對政客的失望程度。

在全世界范圍內，公民已經對民主表達出越來越多的不滿，并越來越懷疑他們的聲音是否會對政治決策產生影響。對政治精英日益增長的失望情緒正在反應出來。在這種背景下，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很多歐洲人寧愿讓人工智能來作出治理決策，而不是由政客來作出。

“這種傾向看法，或許與公民對政府和政客的日益增長的不信任感有關。這就形成了對歐洲代議制民主模式的強烈質疑，因為其挑戰了人民主權這一概念的初衷。” IE大學變革治理中心的主任Diego Rubio聲稱。

此次民意測驗調查反映出的“對政治精英失去信任感”這一結論與最近幾年許多其他調查研究以及民意測驗一致。

但是算法決策這種解決方案并不是沒有問題：算法設計者可以在設計階段編入自身的偏見或歧視，來操縱或濫用算法獲得某種特定（不公平的）結果，如此算法決策和人類決策同樣有著潛在的問題和風險。民意測驗調查結果也發現，受訪者期望政府通過立法規制、限制自動化以及對受影響的失業人群給予救濟等措施，來減少新興數字技術可能對他們生活的損害和風險。

該民意測樣調查結果凸顯這樣一個悖論：在四分之一的歐洲人更傾向于人工智能代替政客來做出治理他們國家的決策的同時，卻又因恐懼新興數字技術發展（尤其是日益增長的自動化）要求政府履行更多責任，強力介入、加強監管。

正如報告執筆人所寫的那樣——“這凸顯了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悖論困境。（歐洲）人們對政府越來越失望，然而同時卻還需要政府來介入處理新型技術可能帶來負面的社會和經濟影響。”

（作者單位：京東數字科技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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