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體系一小步營商環境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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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體系一小步營商環境一大步

——為200萬元的較大數額罰款認定標準出臺鼓掌

■ 張旭東

《財政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十九條第一款“較大數額罰款”具體適用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較大數額罰款”認定為200萬元以上的罰款，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明確規定相關領域“較大數額罰款”標準高于200萬元的，從其規定。《意見》自本日起正式施行。

筆者認為，該文件的出臺解決了困擾市場主體、地方財政部門許久的法律問題，對優化政府采購營商環境、規范政府采購執法行為將產生積極影響。

政府采購領域的“較大數額罰款”認定問題由來已久。根據政府采購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參加政府采購活動前三年內，在經營活動中沒有重大違法記錄”是供應商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但什么情形屬于“重大違法記錄”的問題，直至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的出臺，才有了解釋，即“政府采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五項所稱重大違法記錄，是指供應商因違法經營受到刑事處罰或者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然而，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在解決了一個問題的同時，又創造了另外一個問題：多大數額屬于“較大數額罰款”？

此前，對于“較大數額罰款”的判定，一直是根據聽證標準來認定的。但這里存在一個疑問：由于各地聽證標準不一，那就有適用原行為發生地聽證標準還是現執法地聽證標準的問題。如果適用現執法地標準，很可能帶來這樣的問題，同一個被處以罰款的公司，在甲地參加政府采購被接受，到乙地則可能被拒絕。另外，政府采購監管工作人員還要時刻搜尋和掌握全國各地的聽證標準。

比上述疑問更大的問題是掛鉤體制帶來的后患。由于各地聽證標準不統一，執法標準也不統一。根據相關研究人員前幾年的統計，北京規定的“較大數額罰款”聽證標準是3萬元，上海是5萬元，天津以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對某類違法行為罰款最高限額的50%（含50%）為聽證標準。這種數額差異顯然已經不能用經濟發展程度和物價水平作為解釋，而構成實質上的執法標準混亂。如，同為東三省，黑龍江、遼寧的“較大數額罰款”聽證標準是1萬元，吉林是6000元，而作為沿海經濟發達省份的浙江，是按照不同系統對“較大數額罰款”的聽證標準加以區分的，比如，教育系統、無線電管理系統關于企業的“較大數額罰款”聽證標準最低為5000元，民政系統、散裝水泥管理系統關于自然人“較大數額罰款”的聽證標準最低僅為1000元。

將“較大數額罰款”判定與聽證標準掛鉤，這是政府采購領域的一種特殊做法。筆者曾經親歷過這樣一個案例：某公司于2020年5月因違反招標投標法被江蘇省常州市住建局罰款10萬元（低于招標投標法規定的5‰下限標準，系減輕處罰）。之后，常州市住建局于2021年9月出具情況說明證明該公司違法行為不構成情節嚴重，未造成重大后果，屬于一般失信行為，即該公司在常州市住建系統招投標領域的投標資格不受影響。但該公司在外省政府采購領域進行投標時，卻被財政部門認定：罰款數額10萬元已超過《江蘇省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則（試行）》中規定的聽證標準，為“較大數額罰款”，繼而認定三年內有“重大違法記錄”，取消中標資格。本案引發的思考是：在原違法行為發生地、發生業務領域，該行為受到的處罰不利后果比較輕，而衍生到政府采購領域，其不利后果反而較重，這究竟有無必要？是否合理？

其實，從法理上分析，聽證貫徹的是程序保護原則，出于保護當事人程序性權利考慮，各地制訂標準都傾向于就低。而將“較大數額罰款”認定與聽證標準掛鉤，導致原違法行為發生地、發生領域程序性權利保護越到位，在政府采購領域被認定為重大違法記錄的風險越大，這顯然是違背法治精神的。

因此，《意見》針對實務弊端，讓“較大數額罰款”認定與聽證標準脫鉤，解決了原掛鉤體制下標準不一、小額罰款被認定重大違法記錄等問題，從制度上維護了法治精神，優化了營商環境，體現了財政部作為最高級別政府采購監管部門的擔當和作為，可謂治理體系一小步，營商環境一大步！

（作者單位：浙江省財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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