蕩漾文化穿越意味的古代書院

【文化雜談】

蕩漾文化穿越意味的古代書院

■ 倫立飛

書院是古代私人或官府設立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唐宋至明清時期最盛。中國自宋朝以來就有“四大書院”一說，但究竟哪四所書院可以稱得上“四大”，說法不一。普遍認可的說法是：河南商丘南湖畔的應天書院，湖南長沙岳麓山的岳麓書院，河南登封嵩山的嵩陽書院，江西九江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書院，是傳播學識、探究學問的所在，既是名流學者講經論道的場所，又是文人墨客神往的去處。在那里，書聲朗朗，墨香陣陣，流淌著濃郁的文化氣息。它在中國古代文化傳播中，啟承轉合，自由流暢地銜接著各種文化流派，成為時代文化的有效載體和價值符號。

應天書院起源之早，規模之大，持續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書院之首。《宋史》記載：“宋朝興學，始于商丘。”“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晏殊）始。”應天書院的前身，是后晉時楊愨所辦的私學。北宋政權開科取士，應天書院出類拔萃，百余名學子科舉及第的竟多達五六十人。學子們“不遠千里”而至，“遠近學者皆歸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師應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之邀在此任教，其顯盛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岳麓山上的岳麓書院，是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門庭前懸掛有一楹聯，曰“惟楚有才，于斯為盛”。這塊令人驕傲的文化招牌，可謂實至名歸。這座書院培養出的人才中，有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楊昌濟、程潛等人，都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嵩陽書院原名嵩陽寺，因坐落嵩山之陽而得名。南宋時嵩陽書院因戰亂廢損，直到清康熙年間重建。在學識傳播上，嵩陽書院以理學著稱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在此聚眾講學，使書院名聲大振。北宋名儒司馬光、范仲淹、朱熹等也曾受邀在此講學，嵩陽書院因此成為重要的儒學傳播圣地。

白鹿洞書院始建于唐代。最盛時，有360余間建筑，屢經興廢。相傳，唐貞元年間，洛陽人李渤與其兄李涉在此隱居讀書，養一白鹿自娛。此鹿通人性，常跟隨左右，且能跋涉數十里到星子縣城將主人要買的書、紙、筆、墨等如數購回，故時人稱李渤為白鹿先生，其所居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讀書臺舊址創建臺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辦起學校，稱“廬山國學”。宋代理學家、教育家朱熹為南康郡守時，重建院宇，在此親自講學，并吸引了許多海內外知名學者來此講學，白鹿洞書院因之名聲大振。

在中國古代，諸如“四大書院”的書院繁榮現象，是有其歷史淵源和時代需求的。那個時候，書院的存在，足以讓社會賢達在理想與現實的對峙中，找到與統治者妥協的平衡點。在保持相對學術獨立性的同時，積極尋求官方的認可與鼓勵，書院既理性地認可著現實統治，又明智地把持著辦學自由和學術方向。通過研習經史子集，通曉時務物理，講求道德規范，激發人性中的真、善、美。正如朱子所說“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于善”或“唯學為能變化氣質耳”。可以說，古代書院，門戶開放，有教無類，不受地域限制，營造出難得的學術氛圍。為此，統治者對書院多有褒獎，學者也擁有一個言論相對自由的學術平臺。

古代書院多建于山林名勝所在地，是受了佛教“僻世遁俗、潛心修行”的影響。書院選擇的環境，常常是山環水合，或泉清石秀，或古樹參天，或茂林修竹……可謂“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如此僻靜優美、清邃秀麗的去處，自是最宜于學業傳授和學術研究的。同時，古代書院建筑具有濃郁的文化氣息，表現為嚴謹樸素不奢華，含蓄內斂有層次，色調淡雅而豐富，具有不可忽視的人文魅力。

古代書院，不持門戶之見，不死守師從學說，廣泛開展學術論辯。正是在一論一辯之間，思維才有了突破口，社會才有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如岳麓書院的“會講”制度，讓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圍里進行探討論辯，平等交流，旁聽的學生聆聽著大師們精妙的語言，體驗“思辯”的樂趣，探求人性的秘密，該是多么美妙、多么快樂的事情啊。再如嵩陽書院以學生個人讀書鉆研為主，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所謂“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疑漸漸解，以致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與此同時，書院還采用“問難論辯”式教學，啟發學生的思辯能力。時至今日，所有這些，不啻為值得提倡的教育教學方式。

可以說，中國古代書院文化是極有分量并且耐人尋味的，正是這些耐人尋味的書院文化，才讓中國古代書院有了繼往開來、溯古通今、蕩氣回腸的文化穿越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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