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軍隊采購中濫用救濟權利的思考

【聚焦軍隊采購】

對軍隊采購中濫用救濟權利的思考

■ 劉寧波 賴登凌 徐稼嶸

隨著我國法治環境的改善，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法治手段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已成常態。在軍隊采購活動中，為了維護供應商的合法權益，軍委后勤保障部有關部門先后研究制定出臺了《軍隊物資工程服務采購質疑和投訴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軍隊采購質疑投訴復議調查工作實施細則（試行）》等，明確了軍隊采購中供應商的救濟途徑、方式、流程等。但實踐中，一些供應商濫用“法律武器”，嚴重影響了軍隊采購效率、損害了社會與國家利益。因此，如何遏制供應商濫用救濟權利的行為成為當前軍隊采購亟待解決的問題。

濫用救濟權利的危害

第一， 影響軍隊良好形象。軍隊改革重塑以來，參與軍隊采購項目的供應商日漸增多，這反映出軍隊采購公開公平、規范透明的良好生態已深入人心。受理質疑是采購機構的本職工作，處理質疑是為了保證軍隊采購活動客觀有效公正，確保供應商救濟權利得到保障。但實踐中，一些自殺式、猜疑式、發泄不滿式的質疑給采購機構工作帶來困擾，這些質疑事項多數存在取證難、處罰難的情形，同時又缺乏一定的政策約束，從而導致一些規規矩矩投標中標、積極服務國防建設的優質企業對軍隊采購機構產生信任危機。

第二，干擾軍隊保障進度，增加從業人員負擔。根據《辦法》，采購機構應當指定部門或者專人負責質疑受理和答復工作，不得拒收符合本辦法規定要求的質疑，即只要書面質疑內容、要素齊全，就必須受理，作出答復前應當暫停采購活動。若質疑證據材料充分或事實比較清楚，相關負責人當天即可作出答復，盡管如此，伴隨著各種審批、寄出、存檔等流程，整個質疑處理也需要近一天的時間；若質疑涉及技術參數、資格條件等事項，采購機構需要向被質疑供應商發出詢問函或向有關部門核實，整個過程動輒需要一周的時間，必要時還須兩名以上工作人員同時辦理；若質疑工作涉及第三方機構進行檢驗、檢測、鑒定、專家評審，消耗時間可能更長。總的來說，合理的質疑是對供應商權益的有效保護，應當支持。但虛假、惡意的質疑，既干擾采購保障進度，又增加從業人員負擔，應予以嚴處。

濫用救濟權利的四類表現

第一， 通過“自殺式”質疑，達到廢標目的。比如，某采購機構組織訓練器材公開招標采購項目，要求供應商提供樣品進行技術評審，但不作為符合性審查項。根據招標文件約定，供應商應于開標前一天提交樣品，開標前A公司與B公司均致函反映因授權代表乘飛機抵達采購機構所在城市后隔離時間被迫延長，不能按時提交樣品，遂申請按不可抗力因素順延樣品提交截止時間至投標開始前。采購機構考慮情況特殊后，為保證采購項目充分競爭，在報請采購管理部門審批同意后通知所有報名供應商可延時樣品提交截止時間至投標開始前。投標活動開始后，A、B、C、D等4家公司現場投標，經評審，D公司排名第一被推薦為中標供應商。公示期間，A公司質疑本公司未于開標前一天提交樣品屬違規行為，要求該項目按廢標處理。

經調查得出，A、B公司是否于開標前一天提交樣品不會對中標結果構成影響。同時，采購機構已向主管部門提出延時提交樣品時間并得到審批同意，不存在違規行為。

第二，以自身代理產品存在非實質性問題提出質疑，以達到間接詆毀競爭對手或者保護商業伙伴的目的。比如，某采購機構組織電子產品公開招標采購項目，根據招標文件約定，“★”參數須提供第三方檢測報告佐證，“▲”參數須提供檢測報告或原廠彩頁或產品規格書佐證，其他參數提供證明材料或書面承諾等佐證。A、B、C、D、E、F、G等7家公司現場投標，經開標評審，A公司排名第一被推薦為中標供應商，B公司排名第二，F公司排名第七。公示期間，F公司質疑A公司個別產品（F、A公司品牌一致的投標產品）不滿足 “★”“▲”參數，不符合招標文件要求，按偏離扣分后不能排名第一，要求重新評審。

經調查發現，首先，F公司與A公司以同一品牌不同規格的產品參與投標，產品“★”“▲”參數不同屬正常。第二，F公司在投標文件中明確載明其投標產品設計大量偏離參數，并且又以這些偏離參數質疑同一品牌的其他供應商，參與投標動機可疑。最后，經深入調查發現，F、B公司注冊時間、地點鄰近，法人及授權代表熟悉，且經常同時參加同一軍隊采購項目投標，有圍標串標嫌疑。

第三，為掩蓋前期自身工作失誤或者認識偏差提出質疑，以達到轉移矛盾、規避責任的目的。比如，某采購機構組織制供氧器材公開招標采購項目，先期組織技術參數公示，發售采購文件后正常受理澄清答疑。在此期間，A公司未提出疑義。項目經開標評審，A公司因“★”參數不滿足招標文件要求，未通過符合性審查。公示期間，A公司質疑上述“★”參數為固定值不合理，其響應參數應認定為正偏離。

經調查得出，首先，個別“★”參數為固定值系采購單位所提出的必須滿足的采購需求，因此設為固定值合規合理。其次，參數公示期間或投標開始前，供應商對技術參數均可提出澄清或質疑，而A公司卻沒有提出。最后，為答復質疑，采購機構在與A公司法人主動對接后了解到，該質疑實際為公司授權代表工作疏忽，按慣性思維投標，并未注意采購文件中固定值參數。當公司詢問未通過符合性審查原因時，該代表以采購機構參數設置不合理等為由敷衍塞責。

第四，競標失利，惡意質疑。個別供應商習慣于獲取不合理利潤，在其他供應商報價、利潤回歸理性后，不正視問題而故意搗亂。比如，某采購機構組織模擬訓練器材公開招標采購項目，A、B、C、D等4家公司現場投標，報價分別為172萬元、288萬元、219萬元、294萬元。經開標評審，A公司排名第一被推薦為中標供應商。公示期間，D公司質疑A公司惡意低價，要求對A公司進行處罰并重新評審項目。

經調查得出，一是根據軍隊采購評審有關規定，對于報價偏低可能影響質量或后期履約的，評審委員會應當要求供應商書面說明報價合理性，不能按時說明理由的按無效投標處理。在評審期間，A公司已向評審委員會詳細說明報價合理性并出具履約質量承諾書，評審委員會一致認可其給出的理由。二是D公司提交的證明材料反映，經成本核算和市場調查，投標產品的市場售價應在203萬元左右，以此推斷A公司屬惡意低價競爭理由并不充分，但同時也暴露了D公司以近50%的過高利潤率投標。

防范濫用救濟權利的建議

對于軍隊采購中當前存在的濫用救濟權利的問題，筆者提出以下三點對策建議。

第一，完善配套措施辦法。《辦法》明確，“供應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軍隊采購有關規定給予書面警告、一至三年禁止參加軍隊采購活動、終身禁止參加軍隊采購活動等處罰：（一）捏造事實；（二）提供虛假材料；（三）以非法手段取得證明材料，或者證據來源的合法性存在明顯疑問，無法證明其取得方式合法；（四）以自身不符合采購文件要求、或者自身存在違規行為為由的質疑投訴；（五）其他違反規定的情形”。上述規定出臺后，有效遏制了“自殺式”等惡意質疑。筆者認為，可在這些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質疑主體不符合要求的、評審現場供應商授權代表已表示認可或無異議的、供應商自身權益未受到損害的等不予受理的質疑情形，細化“針對同一采購程序環節供應商質疑最多提供一次更正或補充材料的機會”等操作執行的具體要求，增加“質疑與被質疑供應商現場質證”等質疑處理的特殊舉措。

第二，加強查處懲戒力度。一是建立無效質疑登記處罰制度，累計兩次無效質疑的，由采購機構對供應商進行約談，累計三次無效質疑的，給予書面警告處罰，累計四次以上無效質疑的，區分情節輕重，給予一至三年禁止參加軍隊采購活動等處罰。二是建立無效質疑社會監督制度，針對惡意質疑，征求被質疑單位同意后，篩選部分典型案例公開質疑內容、答復意見等。

第三，突出正向宣貫引導。依托軍隊采購網、開標評審、集中答疑等媒介，闡明正確行使救濟權利的重要意義，規范質疑簽署蓋章要求、材料要素標準、提出受理時間、答復告知時限、正當隱私保護等基本規則，確保供應商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能便捷、高效地行使正當救濟權利。同時，加大軍隊采購中典型惡意質疑案例的曝光宣傳，重點推送對優質供應商的反查保護成果、對惡意質疑供應商的從嚴處罰措施等，“一正一負”間引導行業正氣，積極培育“讓遵規守紀者揚眉吐氣，讓違法失德者寸步難行”的良好采購生態環境。

（作者單位：新疆軍區保障部采購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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