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預防和治理軍隊采購供應商惡意質疑（上）

【聚焦軍隊采購】

如何預防和治理軍隊采購供應商惡意質疑（上）

■ 熊鍵 王銳 余亞成 曹葆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第五十二條明確規定，“供應商認為采購文件、采購過程和中標（成交）結果使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應知其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向采購人提出質疑。”可以說，質疑作為一種救濟手段，有利于供應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推動解決采購過程中的違法違規行為。軍隊采購進入新時期以來，供應商維權意識進一步增強。然而，有些惡意質疑不僅會耗費采購單位和代理機構的大量時間和精力，而且會嚴重影響采購工作的順利開展。因此，如何預防和治理軍隊采購供應商惡意質疑，尤為必要。

如何判定惡意質疑

在政府采購現行法規體系中，只有惡意投訴的相關規定，并無惡意質疑的說法。實際上，惡意質疑是行業俗語，并非嚴格的法律概念。實踐中，這通常是對個別供應商為獲取不正當利益或者實現其他非法目的，以捏造事實、提供虛假材料、非法手段取得證明材料等方式，向采購人或者采購代理機構提起質疑的俗稱。對于如何判定惡意質疑，目前并沒有明確的原則和標準，通常采用以下方法定性。

一是根據質疑的內容和證據進行判定。客觀上，如果在質疑過程中出現“捏造事實、提供虛假材料、以非法手段取得證明材料”情形之一者，或者質疑的內容虛假、質疑者所提供的證據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冒充他人名義就一個問題反復質疑、多次更正或補充質疑材料、對質疑內容以偏概全地理解、質疑的內容沒有使其利益受到損害等，則很可能存在惡意質疑的嫌疑。

二是根據質疑的對象和動機進行判定。如果質疑人不是潛在供應商，質疑對象也不是實際競爭對手，質疑的范圍并不是采購文件、采購過程、中標（成交）結果，或者其質疑的內容并不影響投標人的合法權益、質疑時沒有提供實質性證明材料、以質疑為手段獲取不正當利益或實現其他非法目的，以及質疑人存在前期惡意攻擊或其他不正當行為，則該質疑可能屬于惡意質疑。

三是根據質疑的程序和手段進行判定。如果質疑人未經正常質疑程序和采購業務渠道，直接舉報到上級采購管理部門或紀檢監察部門，或者質疑的內容和對象與采購項目無關、故意網上發貼散布虛假信息、利用影響較大的媒體制造負面輿論、有意詆毀代理機構或中標供應商聲譽等，則很可能也屬于惡意質疑。

惡意質疑的主要表現

如果正常的質疑無法得到妥善解決，供應商往往會選擇提起投訴或惡意質疑。惡意質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階段：針對采購文件的質疑，如認為資格條件、評審因素或采購需求參數設置不合理，以其他不合理條件限制或者排斥潛在供應商等；針對采購過程的質疑，對評審公平性和公正性提出質疑；針對中標（成交）結果的質疑，如認為不滿足產品參數要求等。

一是不做實證調查“逢采必疑”。目前，質疑成了很多供應商的“家常便飯”，其數量呈現節節攀升的趨勢。隨著軍隊全流程電子化采購的全面推行，在免費獲取電子采購文件的政策要求下，供應商依法獲取采購文件的門檻變得較低。部分供應商在下載采購文件后并無實際參與投標的意向，但認為自己只要獲取了采購文件就具有對采購文件提出質疑的資格。同時，這些供應商不管自己是否具備履行相關項目所必需的資質和專業技術能力，一旦過程中稍有不滿，不做調查就按慣性思維“逢采必疑”。

二是競標失利引用不實資料質疑。部分供應商在競標失利后，不正視自身問題，而是盯著對手的利潤，抱著“有棗沒棗都要打三桿”的心態，將子虛烏有、隨意捏造、妄加揣測的結論隨意質疑。待結果公告發布后，他們便立即提出諸如“從中標金額看明顯存在串標現象”“中標人不滿足采購技術參數”以及其他不痛不癢的問題，但又無法提供任何事實依據或證明材料，甚至明顯抱有利用質疑等救濟手段破壞正常采購秩序的現象。

三是提供證據支撐“自殺式”質疑。一些已中標供應商因前期投標失誤而不能順利完成中標任務，于是為掩蓋自身失誤便提供真實的證據材料，質疑自己的投標文件不符合招標文件實質性要求，不應通過符合性審查。也有一些供應商在明知中標無望的情況下，對自己的投標文件或代理產品存在的非實質性問題提出質疑，致使項目通過符合性審查的供應商不足3家。

四是以非法手段取得證明材料進行質疑。非法手段取得證明材料，是指采取欺騙、強迫、威脅、利誘等手段取得相關所需的證明材料。實踐中，通常以質疑人提交的材料是其依法不應獲得，且質疑人無法證明其取得該材料的方式合法作為認定標準。比如，質疑人提交評審錄音證明采購單位代表在評審現場發表傾向性言論，或者采取偷拍方式獲取競爭對手的投標（報價）文件等，就屬于以非法手段取得證明材料進行質疑。

五是不經正規程序“無證”質疑。在軍隊采購實踐中，常常聽到代理機構訴苦，被某供應商糾纏，即該供應商就采購項目的同一糾紛事項通過多種渠道反復表達訴求。比如，質疑、投訴、實名或匿名信件舉報、網上舉報、巡視信箱乃至行政復議、訴訟等，能用的手段全都用齊，但該提供的證據卻一點也沒見增多，有的甚至是完全沒有證據。

惡意質疑的主要原因

隨著軍隊采購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正規化建設的不斷加強，軍隊采購市場逐漸成為一些供應商爭奪的“大蛋糕”。對一些專業性較強的小眾行業來說，潛在供應商數量本來就不多，能經常參加軍隊采購項目的就更少。部分供應商本身在經營過程中相互就有矛盾，加上在采購項目招投標競爭中加深了積怨，便通過質疑、投訴進行明爭暗斗，期望以此排擠對手。有的甚至通過找各種錯漏，試圖讓采購監管機構給競爭對手處以行政處罰，從而擊垮對方。

一是采購需求不合規。采購需求是采購活動的源頭，包括采什么、為何采、采多少、何時采、怎樣采等。可以說，采購需求既是專家評審、合同簽訂和履約的重要依據，也是質疑的焦點。有些采購單位對所采購物資或服務的專業缺乏了解，于是委托給個別供應商或業內人士編制采購需求，從而導致采購需求存在傾向性、排他性。也有些采購單位在采購需求編制階段未能深入市場廣泛收集信息，未對市場供需情況、價格走向等進行詳細調研，從而造成采購需求定位不準，存在設定與項目無關的供應商資質、技術、商務條件等。還有些采購單位為達到某種目的，在提報需求計劃時，存在信息不詳細、不齊全等問題。

二是采購文件編制差。采購文件是明確采購內容、評審方法、資格條件、合同條款和投標文件相應格式等要求的指導性文件，也是投標人編制投標文件、評審委員會組織評審和采購雙方簽訂采購合同的依據，直接反映采購項目的具體需求。然而，有些采購單位存在采購文件設置的門檻過高、特定條款太多、技術參數設置具有傾向性、內容前后矛盾、評分標準表意不明等問題。也有些代理機構在編制采購文件時一味地服從采購單位的“特別”需要，設置不合常理的門檻、特定條款或者在技術參數上為特定供應商量身定做，使采購文件具有歧視性，排斥潛在供應商，也容易產生質疑。此外，當評審委員會推薦的評審結果并非采購單位意向的供應商時，有些采購單位因無充分、合理的理由否定評審結果，便期望通過唆使其意向的供應商對采購結果進行質疑，并暗中對其提供各種支持，以達到使自己意向的供應商中標的目的。

三是評審現場組織不力。采購評審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要求評審專家不僅要熟悉相關法律法規，而且要熟悉評審項目的行業現狀、技術情況等。然而，現實中能做到以上兩點的評審專家并不多。有的評審委員會為減少工作量，采用分工評審的方式，導致“一人出錯、人人都錯”，增加了質疑的風險。也有的評審專家在評審過程中遇到爭議問題時，并未盡到專家職責，選擇不發表專業意見，造成評審隨意性大，進而導致質疑的風險增加。還有的評審專家由于個人專業問題，出現隔行評審、“專家不專”等問題。比如，對某一采購項目不是按照正常的評審標準履行評審義務，產生的結果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從而使該項目潛藏被質疑的風險。此外，有些評審專家甚至搞“人際標”“人情標”，加上專業性不夠、評審不仔細，導致評審結果出現錯誤，也是引起質疑的重要原因。

四是缺乏質疑處理機制。一些供應商不完全了解軍隊采購的政策和程序，一旦不能中標，就認為自己的權益受到了侵害，便對一些與采購文件、采購過程和中標（成交）結果無關的事項進行質疑。部分軍隊代理機構自身不具備完善的質疑處理機制，沒有專門的人員和力量來應對質疑，缺乏專業理論知識、處理技巧。筆者認為，如果代理機構不能依法、客觀、公正地處理質疑，事項就容易被放大，最后容易升級為投訴或惡意質疑，導致工作被動。當然，也有的代理機構知曉供應商的質疑函不符合規定，于是當面拒收。此舉容易激化矛盾，致使供應商不再走質疑流程，而是直接向監管部門反映情況，或寫信舉報、網上發帖制造輿論等，導致簡單的事情復雜化。

五是維權意識逐步增強。近年來，供應商的維權意識明顯增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決采購過程中的違法違規行為。但實踐中，還有部分供應商對軍隊采購法規和流程缺乏了解，同時存在心理失衡，試圖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利來尋求自身利益。在部分供應商看來，花費人力、物力參與采購活動，理所當然應該得到回報。但筆者認為，如果對采購求勝心理認識不足，加上代理機構解釋服務工作不到位，容易導致“故意式”“自殺式”“生氣式”“賭氣式”和“報復式”質疑，使惡意質疑成為可能。

（作者單位：海軍后勤部采購服務站、聯勤保障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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