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解決“看得見卻抓不著”的政采困境

【評論】

加速解決“看得見卻抓不著”的政采困境

■ 張舒慧

近年來，隨著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資源交易規模的不斷擴大，政府采購領域的串通投標行為逐漸成為社會治理的痛點。與此同時，這一亂象還呈現出復雜形態，或締結價格同盟暗箱操作，或輪流坐莊演繹利益均沾的戲碼，或明碼標價購買陪標服務，或畫地為牢瓜分市場版圖。更令人憂心的是，現行法律體系存在明顯的“水土不服”。即1997年設立的串通投標罪與2002年問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并未形成完美契合，導致司法實踐中常陷入“看得見卻抓不著”的困境。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將串通投標罪定義為“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其他投標人利益”或“投標人與招標人串通投標，損害國家、集體、公民合法權益”的行為，但看似清晰的條文背后，卻暗藏多重法律解釋的灰色地帶。比如，認定串通投標的核心在于證明投標人之間存在意思聯絡并導致實質性損害。然而，如今信息交互高度復雜，投標人之間偶發的非正式溝通如行業交流會上的價格試探是否構成串通？串通投標行為必須造成損害結果，但損害如何量化以及標準有何依據？

可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改革委近日聯合發布懲治串標典型案例，明確法律適用標準，統一裁判尺度，為有效懲處犯罪、維護市場秩序提供了指引。需要注意的是，案例中出現了多種新型犯罪手法，如招標方為意向投標人量身定做招標參數，表面合法，實則暗箱操作；招標代理機構通過不正當手段控制評標專家評分賬戶，虛假評分；投標人為規避大數據監控，采用階梯式布點報價的方式進行圍標等。

可以說，串通投標因其隱蔽性、復雜性，在司法認定中始終面臨行為邊界模糊、證據鏈條脆弱、法律適用爭議等現實困境。盡管相關部門正通過創新證據規則、強化技術偵查等手段試圖破解困局，但當涉案金額達不到刑事門檻時，違法者往往逍遙法外，使得專項治理行動如同重拳打在棉花上。

在筆者看來，破此困局，亟須構建三位一體的治理新范式，在動態平衡中捍衛市場經濟的法治基因。即以市場化為根基，筑牢公平競爭堤壩；借法治化利劍，斬斷利益輸送鏈條；用國際化視野，搭建陽光采購平臺。唯有每一份標書都能擺脫利益的裹挾，回歸專業與質量的角逐，方能為政府采購領域注入清流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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