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A成員次級中央實體出價策略

肖北庚(湖北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締約方承諾是GPA協定對締約方的一般性義務要求。過往加入GPA協定的締約方通常根據本國或本地區憲政體制和經濟競爭實力，并合理利用條約權利承諾適用GPA協定之次級中央政府采購實體、對象和范圍，且以此為基礎建立以基本法與實施細則相結合的政府采購法律體系來履行GPA協定的一般義務。

次級中央實體的主要出價模式

次級中央實體與中央實體一樣主要是使用公共資金和從事公共職能的政府機關，這些機關的性質和地位通常由各成員方的有關法律規定。過去GPA締約方根據本國或本地區的憲政體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適用全部次級中央實體的加拿大模式。加拿大政府附件2的出價包括其全部的10個省，不過其承諾方式較為特別，其談判時聲明：“在獲得省級政府承諾的基礎上，加拿大愿意涵蓋全部的10個省的實體。省級實體的初步清單將于1994年4月15日或之前列明，最終清單將在新的《政府采購協議》達成后18個月內提供。”可見，其承諾主張逐步開放，且以附件注釋方式規定不同的不完全一樣的開放程度。

第二種模式是適用于部分次級中央實體的美國模式。美國模式只承諾部分次級中央實體適用于GPA規定，其最初的承諾僅將聯邦24個州政府的政府采購納入多邊體制，且24個州政府也只是部分政府采購實體受協議約束。在談判中遭到歐盟的強烈反對后，美國才將開放范圍擴展到37個州政府。

第三種模式是不適用于次級中央實體的新加坡模式。依據憲法和組織法沒有地方政府這一規定，新加坡附件2中明確指出，新加坡沒有任何地方政府。我國香港地區也是采取的這種模式。

第四種模式是適用實體與貨物、服務分別組合的日本模式。日本在附件2中將貨物適用的次級中央實體與工程和服務適用的次級中央實體分別予以承諾。

門檻價承諾的通用做法

確定次級中央實體的采購實體方面各締約方總體循憲政體制，而在確立地方政府采購實體門檻標準上各締約國則從經濟競爭力出發。多數締約國承諾地方采購實體的貨物或服務采購合同門檻價為20萬特別提款權，以及建筑服務合同門檻價為500萬特別提款權。而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發達國家對地方采購實體的貨物和服務合同的最低限額卻承諾為35.5萬特別提款權；日本和韓國對地方采購實體的建筑服務合同最低限額標準則高達1500萬特別提款權。

充分利用例外條款

公共政策例外規定的個性化：充分利用適用例外是過往成員方在加入GPA時的慣用做法，安全例外和一般例外由于協定對其內容規定得較為具體，通常各國在內容上差異不大。而公共政策例外由于其條款的概括性，各國往往根據自己的國情確定富有保護本國經濟競爭力的特色內容。

注重次級中央實體差異

依據GPA協定慣例，締約方在次級中央實體出價時通常會征求次級中央實體的意見，而不同的次級中央實體往往會根據自身情況開出相應的清單，這樣不同的次級中央實體如果開出不一樣的清單就會出現同一締約方次級中央實體之間出價不同的現象。加拿大在次級中央實體的出價中就有所有省份例外和特定省份例外之區別；而美國次級中央實體出價無論是所涵蓋的實體范圍還是采購對象范圍都有差異，如密西西比州的實體范圍僅涵蓋財政與管理廳且采購對象不包括服務，就明顯有別于其他州。

加入GPA宜采取漸進策略

郭佩霞（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副教授）

政府采購作為貿易領域中的特殊區域，盡管全球化是發展的主旋律，但是，市場保護始終是GPA談判的核心命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更是有保護國內幼稚產業的需要。而根據GPA文本規定與成員方出價規律、市場保護經驗，我國可在加入進程中圍繞“政府目的”的實體判定標準與有關方面條款，在漸進開放的原則下做出靈活應對以實行必要的保護。

一是對部分采購實體實行市場化改革以消除“政府影響與控制”，利用第三方機構完成政府負有責任的物品和服務的采購。二是對競爭力不足的產品或產業創造“轉售或用于銷售”條件以規避GPA約束。三是依據“政府目的”傾向配置納入GPA的實體清單，遵循先開放政府機關，再開放其他公共機構、公用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漸進式道路，盡量利用GPA對實體標準存在爭議的情況使部分公用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免于進入GPA的視野。四是將那些適宜承擔實施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環境安全、知識產權、人類與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民族產業以及弱勢群體保護等公共政策目標的部門與領域劃出，充分利用GPA本身的例外以及發展中國家例外的原則進行適度有效的保護。五是針對締約方的開放情況，談判中堅持互惠原則，并利用發展中國家條款爭取貿易補償、價格優惠、漸進式涵蓋采購實體或行業、在過渡期內采用更高的門檻價等條件。  （整理 肖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