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拉菲遇到蒜泥白肉

■ 芮成鋼

英國葡萄酒大師杰西絲·羅賓遜曾說：“拉菲與中國的大多數食物搭配都像是一場酷刑。”

我從小就愛喝紅酒，當然是老家的地方土產——安徽蕭縣紅酒，像糖水一樣甜，一口氣喝上半斤不成問題。長大以后穿梭于世界各地，常常有機會和西方朋友一起出入當地餐廳，品嘗各種紅酒。紅酒于

西方人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也見識日增，經過十幾年的“訓練”，品上一口，也能對它的品種、產地、年份估摸個差不離，然后晃晃酒杯，裝模作樣地評頭論足一番。

對紅酒越是了解，越發覺國人對它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誤區。法國紅酒已經和瑞士手表一樣，在“崇洋”的心理暗示下被炒成一種“高尚生活方式”，成為財富和身份的象征。近年來，由于價格飆升、適

合長期貯存，紅酒又從一種普通的飲品升級為投資品，富裕人士不惜出價億萬囤積居奇，或收購知名酒莊。于是紅酒市場形成一撥人炒作，一撥人起哄，一撥人出錢，一撥人圍觀的奇特格局。
拉菲充其量算是法國一線紅酒之一，我曾經琢磨過為什么它在中國特別火，可能是因為它翻譯過來的中文比較好發音。波爾多另外幾家一線酒莊，譬如奧布萊昂念起來太拗口，記不住；穆桐聽上去有點

兒傻，跟“木桶”差不多；瑪歌會讓人聯想起黑社會；還有一種我個人認為比拉菲更適合中國人味蕾的紅酒，產自波爾多的拉圖酒莊，在中國也沒那么火，大概是聽起來不如拉菲高雅，諧音“又拉又吐

”。

羅杰·巴納特是紐約億萬富商，他的家族收購了著名奢侈品品牌Burberry，他在美國納帕溪谷擁有自己的酒莊。十年前我們剛剛認識時，我還對紅酒一竅不通，他在紐約給我上了一堂啟蒙課。但是最近

，在北京中國人給他上了一課。連續在北京參加了幾場活動，他發現中國人不喝則已，一喝就是“CarWine”，這把他嚇壞了。我問他何謂“汽車紅酒”？他解釋說就是喝一瓶酒相當于干掉一輛汽車。可

不是，中國人買一瓶紅酒動輒花費幾千美金，在美國買一輛二手車綽綽有余。

這一現象令羅杰憂心忡忡，他說：“將來再有中國朋友到美國來，我該怎么接待呢？”

說到美國人接待中國人，有一樁趣事不得不談。我認識一個美國好萊塢制片人，曾因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主演的電影《飛行者》獲金球獎。有一年我帶了一個中國朋友去拜訪他，他請我們去比佛利山

上的一家餐廳吃飯，出于禮貌讓我們點酒。朋友對我低聲耳語：“成鋼，咱們點瓶好酒，別讓人家看不起。”我還沒來得及提出異議，他就點了一瓶加州頂級紅酒的代表Opus One（作品一號）。
就為這瓶300美元的酒，我這個有錢的制片人朋友跟我嘮叨了好幾年，大意是你們中國人太敢點了。可是若將300美元換算成人民幣，不到2000元，對中國的有錢人來說，似乎不過小菜一碟。由此，美國

富裕階層和中國新富階層的消費觀之不同，可見一斑。

就在人們一瓶又一瓶開拉菲的時候，很少有人想到，其實中國人的飲食文化或社交禮儀都和紅酒文化大相徑庭。紅酒講究“輕輕聞，細細品”，國人的酒文化卻是“感情深，一口悶”，動不動“打一圈

”。平均好幾千一杯的拉菲，干了不合適，不干更不合適。坊間一度流傳這樣一個笑話，說是朋友聚會，一旦聽說要開拉菲，一定要遲到5分鐘，來了好“自罰三杯”。
中國菜和紅酒也并不匹配。我曾經參加過一場品酒會，頭一道菜就是蒜泥白肉。要知道紅酒對味蕾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抽了煙，或者吃了重口味的菜，味蕾麻木了，紅酒那些美好的感受就品不出來

了。中國人請客，往往都講究“大餐”，清淡了不行，于是蒜泥白肉之類就成了“拉菲殺手”。我就曾經有過這種體驗，因為在某社交場合被人逼著吸了根煙，緊接著上好的紅酒到了口中，也像假酒一

樣寡淡無味。

以我個人對紅酒的體驗，300多元一瓶的紅酒已經非常好，七八百元一瓶的酒從口感上就足以跟名酒媲美，除非是極有經驗的人。如果市價到了兩三千元，就真的稱得上是“奢侈品”了。
如此看來，拉菲的妙處其實不在色香味，而在于它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一般等價物”的功能，正所謂“喝的不買，買的不喝”。求人辦事送一瓶，招待客戶開一瓶，宴請領導來一瓶……拉菲和拉菲還

不一樣，請大領導喝大拉菲，請小領導喝小拉菲，請山寨領導喝山寨拉菲——級別待遇清清楚楚。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哥喝的不是拉菲，是面子。原本費多少口舌都說不清楚的景仰之情，一瓶酒就說

清楚了，這么好的東西，不火才怪。

（摘自芮成鋼《虛實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