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一種惡來對付另一種惡

不能用一種惡來對付另一種惡

■ 楊俊鋒

近日夢鴿辯稱李某某輪奸案實為賣淫嫖娼，與之前的幼女強迫賣淫案、藥家鑫案等一樣，招致輿論一邊倒地聲討。這也正是當下我國某種極為普遍、嚴重的社會心態的生動反映。

一個真正信奉人權、法治的人相信：法律不僅要保障“好人”的權利，也要保障“壞人”的權利，即使再罪大惡極的嫌犯、被告人——這正是人權和法治的要義所在。

正如《皮條客》的創辦者拉里·弗林特所感慨的：“如果法律連我這種人渣都保護的話，它肯定也會保護你們這些好人。”這些道理，本是稍知現代法理的人都應明白的常識。但一到現實中，卻又變得蒼白無力。

一邊倒地聲援弱勢者、聲討強勢者，最具道德美感，但又不用負責任，其危害可能很嚴重。

這首先使問題的解決仰賴輿論的關注，而非法律，從而會刺激制造悲情甚至捏造事實以吸引眼球的做法；也會鼓勵“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會鬧全解決”的超規則現象。

這也容易侵害“壞人”本受法律保護的權利。幾年前，黑社會頭目劉涌因涉嫌被刑訊逼供而被改判死緩，旋即引起輿論討伐，最后又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就是例證。更重要的是，法律若不保護“壞人”的權利，“好人”的權利也很可能無法得到保障。

同時，這本身也是對人權和法治的忽視或無知，何嘗不是用一種的惡來對付另一種的惡？非理性是會互相傳染、共振的。這可能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戾氣，風險和成本極高。如果總是執著于強者/弱者、好人/壞人之類的立場說話，便很難就人權和法治形成普遍共識，甚至會加劇社會的分裂和對立，從而可能肇致人權與法治事業事倍功半或功虧一簣。如此下去，中國可能會陷入以暴易暴的叢林狀態。每個人尤其是普通民眾都會成為受害者。

吊詭的是，不少高呼人權者也熱衷于這種不講道理、不容異議，動輒扣帽子和人身攻擊的做法。

這也說明了人權與法治進程的艱巨與復雜。它不僅要面對公權力和強勢者的習慣性抵制，也要面對大眾觀念中習焉不察的暗礁。此風若不能根本扭轉，那么違反法治、侵犯人權的罪惡便可能以神圣名義、在民眾的叫好中堂而皇之地實施。 （摘自9月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