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采信用體系在實踐中成長

熱點追蹤·聚焦信用體系建設

政采信用框架基本建立  評價結果指導采購實踐  跨部門信息溝通有待逆襲

政采信用體系在實踐中成長

■ 本報記者 周琳娜

“加強政府采購信用管理，強化聯動懲戒，保護政府采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完善政府采購市場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國務院《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中的明確要求，為凈化政府采購市場環境、推動政采信用體系建設注入強心劑。同時表明，推進政府采購領域信用建設已被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事實上，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轉型及政府采購市場的逐步開放，政府采購信用建設越來越受到關注。如何推進政采信用建設、提升政采公信力，各地已展開積極探索。

構建政采信用立體化框架

作為在業內較早開展供應商誠信管理、以“星級”評定其誠信指數的地區，浙江省的做法頗有代表性。浙江省財政廳政府采購監管處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早在2009年，該省就出臺了《浙江省政府采購供應商注冊及誠信管理暫行辦法》，對供應商的失信界定、信用登記和獎懲措施等作出明確規定。

據了解，建立全省統一的網上注冊供應商庫、設立供應商誠信指數是浙江省供應商誠信管理的亮點所在。具體來講，凡符合政府采購法規定條件的供應商，均可通過浙江政府采購網自愿申請注冊登記；擬中標（成交）供應商或參與協議定點、網上采購供應商則必須注冊登記。對入庫的供應商，該省為其設立了一個誠信指數，由基礎信用分、信用記錄分和業績考核分三項分值組成。在浙江政府采購網上，誠信指數分值最終以“星級”呈現，綜合反映供應商參與政府采購活動時的信用水平。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借助已建成的供應商庫開展供應商誠信管理，是當前大部分地區的通用做法，不過形式各異。如，江蘇省將供應商信用量化成分值，根據分值評定信用等級；深圳市建立供應商誠信檔案，并制定“黑名單”和優秀榜，在相關網站上公布；山東省臨沭縣則設立了“黃牌警告、紅牌罰下”的制度。不難看出，加強供應商誠信管理是各地開展政府采購信用體系建設的主要著力點。

然而，國家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員呂漢陽提醒，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政府采購信用體系應將供應商、評審專家、代理機構等多個主體納入管理范疇。《綱要》也提出，要制定供應商、評審專家、政府采購代理機構以及相關從業人員的信用記錄標準。但從實踐看，目前各地對評審專家及代理機構等當事人的管理還較為薄弱。專家誠信管理一般采取建立專家庫，每次評標結束后由相關當事人對其進行信用評價等方式；代理機構誠信管理則主要借助考核、通報督促等手段。

針對《綱要》提出的要求以及政府采購改革的自身要求，各地正在積極思考，尋求突破。“我們正力圖豐富信用體系的內涵和外延，將供應商、專家、代理機構、采購人等相關當事人和監管部門全部納入政府采購信用體系。”浙江省財政廳政府采購監管處張旭東表示。江蘇省南通市政府采購處負責人則介紹，該市將從政府采購效能監察機制、評審專家定量考評機制、供應商網上考評機制、采購單位政府采購支出實時監控機制、政府采購失信懲戒機制等多維度著手，構建政采信用立體化框架。

信用評價結果“發威”

如果說建立供應商庫、專家庫、代理機構庫，制定與之相配套的信用評價制度是為凈化政府采購市場增加的一道“門禁”，那么，對其信用評價結果的運用，則使這道“門禁”逐漸發揮實質性作用。

在遼寧省，“寬進嚴管”是該省強化政府采購誠信管理的一大準則。“供應商、代理機構等當事人，只要符合相關規定條件，即可進入我省政府采購市場。而一旦發現有失信行為，將給予嚴厲處罰，甚至暫停其參與政府采購活動。”遼寧省財政廳政府采購監督管理處副處長鄒英爾表示。

與之類似，深圳市也借助信用評價結果，完善當地政府采購市場的退出機制。深圳市財政委政府采購辦公室汪泳告訴記者，今年，該市對10名違規失信的評審專家進行了通報，并依據情節輕重分別給予了退還專家費、一定期限內禁止參與評標活動、除名等處罰。“這正與《綱要》提出的完善政府采購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相吻合。”汪泳指出。

而在浙江、江蘇等將供應商信用量化成分值的省份，供應商誠信分值一旦為“負分”或不及格，將直接失去參與政府采購競爭的資格。如，江蘇省省級行政機關政府采購中心將供應商信用等級和對應分值納入投標資格性條件，對于評級為及格線以下級別或對應分值的供應商，采購中心將拒絕其參與投標。

記者采訪獲悉，部分地區還逐步建立了信用評價結果與評審得分相掛鉤的機制。以天津市為例，該市將不誠信供應商級別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對于被作出不誠信行為等級記錄且記錄尚處于有效期限內的供應商，在參與政府采購活動時將給予一定的分數扣減或價格增加。而在河南省鄭州市，供應商信用等級分為AAA到C級。評標時，A到AAA等級的供應商將得到1-3分的加分，C到CCC等級的供應商將得到1-3分的扣減。

“信用級別高的供應商在評審中得到加分，反之則被扣分。”呂漢陽認為，這種有獎有罰的信用體系才能對當事人起到真正的制約作用。而追溯政府采購當事人以往表現、為其未來的采購活動提供參考依據，正是建立政府采購信用體系的目的所在。

制度“瓶頸”尚需破解

“知易行難”，接受記者采訪時，不少政府采購一線工作者這樣感嘆政采信用體系建設工作。他們的共同焦慮是，如何讓《綱要》的基礎性措施落地？

“有的地方是有數據，沒系統；我們則是有系統，沒數據。我市政府采購供應商、專家等誠信檔案和評價系統早已搭建完成，但數據回饋方面卻一點兒也不給力。”談及政采信用體系建設中遇到的棘手問題，東部某市政府采購辦公室副主任直言。他希望能進一步完善信用體系的制度設計。例如，明確界定哪些信用信息必須上報；若不及時上報，將采取哪些處罰措施。

另一個棘手問題，則是《綱要》提到的“充分利用工商、稅務、金融、檢察等其他部門提供的信用信息，加強對政府采購當事人和相關人員的信用管理”。“實現跨部門數據的互聯互通非常難，更何況在可能對某一市場主體進行懲戒的前提下。”某省政府采購監管部門負責人感慨。

對此，呂漢陽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我國如火如荼地開展了電子政務建設，如今已走過初級階段——搭建平臺及實現信息發布功能。“下一步改革進入深水區。要實現信息的共享和流轉，必將涉及部門利益、信息安全等諸多復雜因素。”呂漢陽建議，應進一步探討安全與共享的關系，尤其要明確安全的邊界在哪兒、哪些部門可實現信息共享、共享信息是否收費三大問題，并建立相關規章制度，使信息或數據的聯通更為規范、可持續。

而在海南菲迪克招標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彭時明看來，誠信建設主要是從道德層面對當事人進行約束，并形成誠實守信的行為示范。在政府采購信用體系建設中，也可考慮以行業自律取代行政監管手段。他建議盡快成立政府采購行業協會，并以協會為基礎，組織會員討論制定供應商、代理機構、評審專家的誠信自律公約，制定考核細則和獎懲辦法。“自律風氣的蔚成和自我負責氛圍的構建，是政府采購信用體系建設的保證。”彭時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