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戰”

【作家的書房】

我的“抗戰”

▲方軍

1954年生，北京人。1970年進首鋼當鉚工。1973年參軍，在鐵道兵六師汽車營服役，曾參加建設襄渝鐵路和南疆鐵路，1979年復員回到北京。

1980年開始，在北京二外夜大學日語系學習。1984年，在日本讀賣新聞北京分社工作。之后，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領事部工作。1991年赴日本留學。

1997年回國，出版《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后出版《最后一批人》《戰爭最后的證言者》《最后一次集結》《最后的抗戰老兵（浙江永康）》等書。作品獲1998年國家新聞出版署優秀圖書獎、中國第十一屆圖書獎、1998年中國政府廣播獎等。

199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多年來，方軍致力于采訪親歷抗日戰爭的“最后一批人”：老八路、老新四軍、東北抗聯、國民黨抗戰將士、當年歸國參加抗戰的華僑、美國援華空軍、被日軍強擄的勞工、強擄為性奴隸的老婦、侵華日軍老兵等。

方軍認為，親歷中日14年戰爭的最后一批人，是戰爭巨著的最后一頁。記錄下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感，就是記錄下了那段活的歷史。

■ 方軍

我的書房，與其說是個讀書寫作的地方，不如說就是一座跟抗戰有關的資料室或小型博物館：書柜書架、墻邊地腳到處堆放著搜集采訪來的書籍和資料，墻上、門上也都貼滿了相關的文字、圖片以及采訪對象的來信、聯系方式。我有一個書架是在房頂上，那里面擺放的不是書籍，而是日本鬼子的鋼盔、毯子、飯盒、炮彈殼、馬褡子，日本關東軍的皮帽子，29軍的飯碗，美軍的軍用地圖盒子……那條日本鬼子的毯子，是我父親1940年當八路軍時分到的戰利品，在我家已經整整75年。

1984年我在日本讀賣新聞北京分社工作時，第一次遇見一位侵華日軍老兵。1991年我到日本留學，課余騎著摩托車送外賣，認識了不少侵華日軍老兵，幾年的時間里，我采訪了他們當中的二十幾個人。1997年回國后，我的第一本書《我認識的鬼子兵》出版。令我深感榮幸的是，該書由呂正操將軍寫序、國防部前部長張愛萍將軍題寫書名，前國防部長遲浩田將軍也來信給予鼓勵。這讓我這個普普通通的退役士兵深受鼓舞。我回國后，東史郎、田中一雄等一批原侵華日軍老兵仍在跟我聯系。我十幾次陪同他們去我國各地謝罪、演講、祭奠。迄今，我藏有他們的來信211封。

自1998年起，我開始在國內采訪親歷抗日戰爭的“最后一批人”，到目前為止已采訪了500多人，這里面包括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聯、國民黨抗戰將士、遠征軍、29軍官兵、參加過抗戰的黃埔軍校老軍官、美國援華空軍、當年歸國參加抗戰的華僑、被強擄勞工、被強擄慰安婦等等，出版了《最后一批人》《戰爭最后的證言者》《最后的抗戰老兵（浙江永康）》《最后的軍統老兵》《最后一次集結》《最后的尊嚴》《親歷九一八》等十多本書，這些書就放在墻上的書架里，激勵著我把這件事情堅持下去。

2002年，因為種種原因，我離開原來的工作單位，成為一名“下崗人員”。在此情況下，繼續完成采訪和寫作，其中的酸甜苦辣的確一言難盡。

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沒錢。臺兒莊戰役最后的指揮官仵德厚從《咸陽日報》上看到一篇文章，說有個留學生寫了一本叫《我認識的鬼子兵》的書。仵德厚幾經輾轉給我寫信：“你寫日本鬼子，那么，我和日本鬼子打過，你要不要來采訪我？”我當然想去，然而單說路費，就是我難以承擔的一大筆開銷。最終是朝陽公安分局常看我文章的三名警察給了我1000塊錢做路費，才促成了此次赴陜西的采訪。

我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再租更小的住。為了省錢，在天臺采訪我曾住在廟里。我得到過包括都梁、唐良軍等在內的許多好朋友的幫助，去上海采訪“抗日殺奸團”，就承蒙上海小楊的幫助。但仍然留下了許多遺憾。曾有人約我再訪二十九軍敢死隊隊員楊云峰，就因為花銷問題，沒有積極響應。后來楊云峰已去，讓我后悔不迭。

為什么要堅持著把這件事做下來？別再留下歷史的遺憾，這就是我的初衷。

我書房的門上貼著一張照片。照片攝于1895年，劉公島上，日軍押送著戰敗被俘的北洋水師官兵蜿蜒而行。照片是我在日本留學時一名日本老兵送我的，老兵的爺爺當年就參加了甲午海戰。后來，我從一篇報道中了解到，到1960年，北洋水師官兵還有不少人活著，然而卻鮮有記者、作家、歷史學家采訪他們。這些經歷過兩次中日戰爭的幸存者，就這樣默默帶走了他們親眼目睹的那段活的歷史。

著名作家冰心的父親當年就在來遠艦上做水手，來遠艦被擊沉，他硬是從海上游回岸邊，冰心每次提及這段歷史都會失聲痛哭。一個人離去了，他就帶走了他個人的全部歷史；這些人都不在了，歷史這一頁可能就翻過去了。

抗日戰爭歷史的組成，好比一只三足鼎立的巨鼎。這“三足”分別是：人證、物證、口述史。尋找最后一批人，既是記錄口述史，也是在搜集重要的人證、物證。

我的書房里有6個書架、書柜，上面有數百人的采訪筆記和照片，還有從撫順戰犯管理所被釋放回日本的全體人員編寫的雜志《中歸聯》，我要慢慢翻譯這些東西。最重要的，我存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總參、總后原八路軍老戰士們在1985年到2005年自己出版的全套《愛晚情音》報，存有侵華日軍老兵本多立太郎在1997年到2010年初自己手寫，自己復印，自己出版、發行（郵寄）的所有報紙。本多立太郎在日本演講一千多次，主張日本應該就侵華戰爭的罪行向中國謝罪。他自己就來到盧溝橋就他個人的戰爭罪行下跪和懺悔。我的書房里還有侵華日軍老兵鹽谷保芳1999年帶到北京的五箱侵華日軍59師團的軍用品。我先給軍事博物館，再給建川博物館，最后一部分給抗戰館。我再留一點——我留下多了，老鬼子鹽谷保芳不快。他80多歲，從日本東京都萬里迢迢地帶來不容易。

今年，我有幸參加了在俄羅斯海參崴舉行的閱兵儀式。閱兵開始前，當司令官宣布“向為保衛祖國犧牲的軍人們致敬”時，所有軍人脫帽、單腿下跪。看到這一情景，我的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我的父親參加了八路軍。我的兩個叔叔也都是八路軍，在對日作戰中獻出了生命。抗戰期間我父親上了抗日軍政大學，解放后，他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做過副總編輯。文化大革命前，他們出版社出版過一套革命叢書，叫《紅旗飄飄》，解放軍出版社則出版了一套《星火燎原》，這兩部叢書至今都在我的書房里，對我影響頗深。然而時至今日，以系列叢書的方式，記錄國軍抗戰將士的書還是很少很少。記得1968年的時候，我父親曾對我說：“國軍抗戰將士打了很多漂亮仗，消滅了不少侵華日軍。”這在當時，是很讓人吃驚的言論。

在日本留學期間，老鬼子在向我提到奮勇抵抗他們的對手時，總是習慣地表述為“你們中國軍隊”，在他們看來，無論共產黨軍隊國民黨軍隊還是其他抗日武裝，都是“中國軍隊”，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對我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因此，無論什么身份，只要曾經為抗日英勇戰斗、流血犧牲，在我的眼里、筆下就是可歌可泣并應永垂史冊的抗戰英雄。

我覺得我現在的任務，是在完成我父輩沒有完成的工作。我要把抗戰老兵口述的抗日戰爭時期的生離死別、槍林彈雨、國家恥辱、民族悲傷以及個人命運講給我們的后代。

我今年已經60多歲，有生之年，我還要出版《最后的飛虎老兵》《來謝罪的鬼子兵》《戰禍的記憶》《我訪過的勞工和慰安婦》等等。

我相信，我的文字會成為抗戰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抗戰如果是一本巨著的話，老兵就是最后的篇章。

這是我的“抗戰”，在這個過程中，我的書房，是我的戰友，也是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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