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毛激翔

在經濟學上，政府采購應該說是效率較低、效益也是較差的一種經濟行為。那么，為什么還要選擇它推行它——

政府采購：公共管理的最優制度選擇

——對話浙江省財政廳政府采購監管處處長錢國興和政府采購中心主任毛激翔

本報記者 顏曉巖 周黎潔 田冬梅

 

毛激翔

■ 把政府采購的游戲規則與采購人說清楚，把責任分清楚，告訴他如果不按照規定、程序做，集采機構要承擔什么責任，采購人要承擔什么責任。
■ 政府集中采購工作能否順暢，與機構的掛靠無關，與級別無關。其關鍵在于機制。
■ 職責分工分清了以后，不管我們采購中心掛靠到什么地方，我們都按照既定的工作機制、工作程序來做，所以，掛靠任何地方都一樣。
■ 政府采購工作是服務、政府采購不是權力是責任。他們制定的一些政策法規、制度，不是從管理的角度出發，而是從服務的角度，從為我們提供服務的角度出發。
■ 有些職能省財政廳授權給我們，授予的不是權力，是一種機制。
■ 只要程序上沒有什么問題，質疑一點都不難為情。
■ 政府采購風險當然有，但我覺得這個跟工作關系不是很大，與做人的底線有關。人要是沒一個底線，即使不在政府采購這個崗位上，在其他崗位也會出事、有風險。 

 

 

錢國興

■政府采購價格高、效率低、服務差，這個問題現在存在，將來也很難完全予以解決，但應當予以正視。
■作為國家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必然選擇，政府采購盡管不是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的制度安排，但它的規范化、透明化和程序化，恰好符合和滿足社會及納稅人對于政務公開的訴求。此外，政府采購的另一目標，就是要實現其政策功能，利用政府采購更好地體現國家的意志和導向。
■在西方國家，政府采購有時買的東西也并不便宜，但納稅人都認為這是為了公開、透明、規范、公平所應付出的正常成本，他們愿意承擔。
■如果政府采購有問題，首先是管理的問題，其次是集中采購執行的問題，再者才是采購人自身的問題。
■在浙江省，不管是監管部門還是集采機構，都把管理當服務來做，政府采購工作不是權力，更多的是責任。
■站在政府采購市場第一線的是集采機構，而不是監管部門，因此采購中心在采購市場監管方面，可以協助財政部門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現階段，不要給供應商投訴有太大的制約，應以更平和、寬容、理性的心態來看待供應商投訴。
■目前，如價格出問題，對政府采購工作的傷害或影響無疑是最大的，因為價格后面往往就意味著利益，意味著腐敗，所以也最敏感。

 

5月25日，浙江省財政廳政府采購監管處處長錢國興在全國政府采購工作會議上交流發言時，直面社會上最關注的問題——為什么有些政府采購項目價格高、效率低、服務差或者質量低？他說，不容置疑，這些問題在部分單位、部分項目或者部分工作中是確實存在的。在政府采購領域存在這些問題，應該說是正常的。因為，政府采購在經濟學上講，是效率較低、效益較差的一種經濟行為。

既然是效率較低、效益較差的一種經濟行為，那么，為什么國家還要選擇它推行它呢？目前，我們又應當如何改進和完善它呢？

政府采購≠買東西最便宜

《中國政府采購報》：錢處，您很勇敢，您的發言一語道破政府采購的真實狀態和我們努力的方向。

錢國興：政府采購價格高、效率低、服務差，這個問題現在存在，將來也很難完全予以解決，但應當予以正視。

《中國政府采購報》：為什么？

錢國興：從經濟學角度說，效率和效益的排列是：一是花自己的錢為自己辦事兒，效率最高、效益也最好；其次，就是花自己的錢為別人辦事兒，效益較好，但效率不是最好的；再者就是花別人的錢為自己辦事兒，效率是高的，效益是不好的；效率最低、效益最不好的是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

政府采購就是花公家的錢為別人辦事兒，因此，從經濟學意義上講，它相對于私人采購應該是效率較低、效益較差的。

《中國政府采購報》：既然這樣，那么，為什么國家還要選擇政府采購制度并推行它呢？

錢國興：這個問題問得好。我理解，當初國家推行政府采購制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節約資金。在預算編制粗線條時，政府采購的節資率確實不低，一般在10%-20%，有的甚至高達50%以上。隨著預算編制的科學化、精細化，以及產品等信息的透明和公開，政府采購的主要作用已不是節約資金了。作為國家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必然選擇，政府采購盡管不是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的制度安排，但它的規范化、透明化和程序化，恰好符合和滿足社會及納稅人對于政務公開的訴求。此外，政府采購的另一目標，就是要實現其政策功能，利用政府采購更好地體現國家的意志和導向。

其實，在西方國家，政府采購有時買的東西也并不便宜，但納稅人都認為這是為了公開、透明、規范、公平所應付出的正常成本，他們愿意承擔。

因此，可以說，政府采購是公共管理的最優制度選擇。

成就感較強  現在阻力更大

《中國政府采購報》：錢處，您做政府采購管理工作幾年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錢國興：2002年開始，快10年了。應該說在推行制度方面的阻力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樣的，較大。但同時，成就感也比較強。

《中國政府采購報》：您覺得是2002年的時候阻力大還是現在的阻力大，或是不同層次的阻力？

錢國興：那肯定是現在大。

因為，當時是政府采購制度剛起步的時候，大家都把這項制度設想得很美好，認為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好的方面，并不是把它往壞處想。大家認為，通過政府采購這種市場競爭的機制就能夠買到好的東西，或者價格低廉的東西，而且通過相互監督制約的機制，還能夠防治腐敗。但是通過幾年的發展，慢慢地政府采購的一些光環正在逐漸褪去，實際情況并不完全如此。

特別是隨著政府采購制度改革不斷深化和采購范圍的不斷擴大，政府采購的體制性、機制性矛盾日益突出，采購當事人對政府采購管理和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制度改革的風險和壓力也正在不斷加大。

《中國政府采購報》：您覺得現在最大的新的問題是什么？

錢國興：對財政部門而言，目前最突出的是政府采購預算的編制問題。剛開始實行政府采購時，采購項目沒有采購預算也可以直接操作，環境相對較寬松。政府采購法實施后，采購人實施政府采購項目時必須要有采購預算，如果沒有預算，那就不得實施采購。這一條，現在在浙江省級預算單位中已嚴格做到，并且從近幾年的部門預算編報數據中也可以反映出來。目前，我們省級單位每年編報的政府采購預算基本都占到財政一般預算的50%左右，采購預算比例已相當大，并且預算編制也相對比較細化。

如果采購人年初考慮不周而漏編采購預算，那追加預算的程序會很嚴格，從預算編制單位申報到財政批復這么一個流程，至少要經過10多個人員，追加的周期較長。周期一長，采購人就不適應了，這自然而然就有意見，認為政府采購的效率很低，但原因卻主要在采購人自身。

現在有很大一部分是對年初預算的調整。比如原來編報的預算是買筆記本，現在筆記本不需要了，想去買打印機，這就涉及到預算調整的問題。預算調整，又要按照編制預算的程序一樣去走。如果預算源頭不解決，后面的國庫集中支付又成問題，整個是一個鏈條。之前是不需要這個調整程序的，而現在部門預算、政府采購、國庫集中支付三項改革全面推行后，且三者又互為前提，相互制約，因此需要這么一個程序，但采購人就不習慣。這都是改革新出現的問題。

另外，原來幾天才做一個項目，現在是一天做幾個項目。人手不足，我們就去搞政府采購的信息化，讓機器去完成機器能完成的任務。

搞信息化，剛開始絕對不會減輕工作量，只會增加工作量，增加工作量有好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信息化本身就是一個習慣的改變。另外，系統本身的穩定與完善也需要一個過程。這也是新的問題。

老的問題還沒得到徹底解決，新的問題又冒出來，新老問題交織在一起，所以，采購人的認同度就低了。但這些恰恰又都是現代財政科學管理的方向，必須堅持和不斷完善。

為采購人服好務

《中國政府采購報》：政府采購的主體是采購人。監管與執行都要體現為采購人服好務。

錢國興：是的。浙江省始終堅持“依法采購、科學采購、和諧采購、廉潔采購”四大理念。通過以“一網三庫”為核心的政府采購信息化等技術手段來改善服務、提高效率、破解難題，不斷提高采購當事人的滿意度。

早在2004年制定浙江省省級政府采購工作規程的時候，我們就一直提倡理順采購中心跟采購人之間的關系。明確采購人有哪些權力和職責，采購中心有哪些權力和職責，委托的是什么事項，要承擔什么樣責任。

《中國政府采購報》：從2004年到現在，你們感覺采購人在這種制度引導下，他們的變化大嗎？

錢國興：他們的變化蠻大的。以前采購人會想著辦法規避政府采購，現在都還蠻主動的。但是強勢部門、強勢采購的現象也還存在。這個體會可能毛主任比我們還多。

《中國政府采購報》：作為集采機構，毛主任，在一線操作時，你們是如何為采購人服務好，又不遷就某些強勢采購人的不合理訴求的？

毛激翔：從理念上講，采購中心就是為采購人服務的理念是明確的，但是政府采購服務最大的特點就是規范。

因此，我們會把政府采購的游戲規則與采購人說清楚，把責任分清楚，告訴他如果不按照規定、程序做，集采機構要承擔什么責任，采購人要承擔什么責任。日后，不論是集采機構，還是采購人，都要接受監管部門的監督、審計。不符合規范，要負責任的。

采購人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需求，這沒問題，但是從規范來講，政府采購是有游戲規則的，按照這個游戲規則，因為你的要求不符合規范，我們做不了。這是沒辦法的。如果違規做了,這不規范的污點是留在采購人身上而不是采購中心身上。

我們采購中心會告訴他，如果按照采購人的需求發出去，肯定是要引來質疑投訴的，這個要想好。因此所產生的工作上的效率問題，是要采購人承擔的。講清楚責任，即使很強勢的采購人也會有所顧慮的，他也不敢負這個責任。

我們采購中心一直按照這個理念、按照規范來操做，效果越來越好。

要給采購中心提供制度保障

《中國政府采購報》：在浙江省，財政部門和政府采購中心的工作職責清晰又和諧。你們是如何做到的？

錢國興：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如果政府采購有問題，首先是管理的問題，其次是集中采購執行的問題，再者才是采購人自身的問題。

財政部門是制定政府采購游戲規則和監督政府采購相關當事人執行游戲規則的，并負責采購預算、采購方式、采購類型等審核審批工作。采購中心是執行游戲規則的。考慮到采購中心是在采購的第一線上，我們把對具體采購項目的詳細需求審查、適用何種采購方式的建議等權限都賦予采購中心。

政府采購工作，財政部門要離開采購中心是做不好的，光采購中心一家努力也做不好，必須要財政部門、采購中心、采購人和供應商等幾家一起共同努力。作為管理部門，我們要給采購中心提高采購效率和服務質量等創造必要的條件，提供制度和機制上的保障。

如果不賦予采購中心一定的職權，不給予一定的制度和機制保障，只對采購中心說這個不準那個不許，采購中心只會束手束腳呆在那里，想要采購中心提高采購效率，顯然是苛求了。

《中國政府采購報》：錢處，您不怕相關管理權限給采購中心后的問題嗎？

錢國興：不怕。因為，在浙江省，不管是監管部門還是集采機構，都把管理當服務來做，政府采購工作不是權力，更多的是責任，這已是我們的共識。

毛激翔：是的。我們把它當成一種責任。政府采購是一種責任而不是一種權力。

作為我來講，最忌諱的一個是什么？就是管理這個事情。在我們采購中心，我從來不講管理，確實不該屬于我們的一些權力，我一直在不同的公開場合講我們是協管。定位是協管。

《中國政府采購報》：目前，集采機構的掛靠有多種模式，還有級別的問題，以及是否參公管理的問題。甚至有人認為這些問題是制約做好集采工作的因素。你們怎么看這些問題？

毛激翔：其實，政府集中采購工作能否順暢，與機構的掛靠無關，與級別無關。其關鍵在于機制。

首先，在浙江省，我們監管部門和集采機構的職責分工很清晰。監管部門做什么，我們采購中心做什么。職責分工分清了以后，不管我們采購中心掛靠到什么地方，我們都按照既定的工作機制、工作程序來做，所以，掛靠任何地方都一樣。

《中國政府采購報》：采購中心是怎么定位的？

毛激翔：我們就是執行游戲規則，就是按照規范的套路做。游戲規則是財政部門定的，如果采購人說要突破游戲規則，我們也可以此為擋箭牌，理直氣壯地加以拒絕。

錢國興：目前，政府采購中心更多的是一個項目代理人的角色。

《中國政府采購報》：很多集采機構對“代理”這個詞非常敏感，毛主任，難道您不覺得刺耳嗎？錢處長，您又是如何考慮的呢？

毛激翔：那不會。關鍵是我們有最基本的幾個理念：一個是政府采購工作是管理還是服務？一個是政府采購是權力還是責任？首先，我很認同錢處長的這個理念——政府采購工作是服務、政府采購不是權力是責任。他們制定的一些政策法規、制度，不是從管理的角度出發，而是從服務，都是從為我們提供服務的角度出發。

有些職能省財政廳授權給我們，授予的不是權力，是一種機制。

錢國興：目前，在集采機構的職能定位上，主要還是代理人的角色，就是受采購人的委托，代表采購人把項目采購好，為采購人服務好，把制度執行到位，這就是它最主要的任務。

我同時也認為，站在政府采購市場第一線的是集采機構，而不是監管部門，因此采購中心在采購市場監管方面，可以協助財政部門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賦予集采機構負責對采購人采購需求的審查權力，對評審專家評分的審查權力，對不合法、不合理的需求和評分應當建議予以糾正，以及對供應商不良行為記錄的權力。某種程度上，這也不能算是權力，而是責任。集采機構要承擔起這個責任來。

以后，我們還會讓集采機構更多地參與政府采購市場的監管。目前，首先是對市場價格的監控，對供應商庫的管理。我們財政部門可通過采購中心實行對市場價格和供應商的間接管理。比如對供應商入庫資格的管理，現在我們第一道審查手續就由采購中心把關的，因為它們對供應商基本情況最熟悉和了解，但最終入庫公示、審核應由財政部門負責，這樣就可以形成一種相互制約的機制。如果知道自己被某個人或部門所制約監督，他一般就不會亂來。

第二，就是規則的制定。政府采購的游戲規則制定肯定是財政部門，但游戲規則我們也要分分，這里所講的游戲規則就是你們中國政府采購報所講的政府采購標準。早在兩年前，我省為建設全省一體化的政府采購信息管理系統，就已成立了若干個工作組，準備研究制定一批政府采購的標準，包括政府采購的基本業務標準，即政府采購的基本業務流程的標準化，如集中采購怎么采購？分散采購怎么采購？公開招標、競爭性談判怎樣操作？等等；信息技術標準，就是政府采購信息管理系統與財政預算、支付、資產管理系統，以及中央和市縣政府采購網站之間的軟件開發、數據接口等標準；基礎數據標準，即政府采購目錄、評審專家、商品服務、供應商等分類標準；還有一個標準就是商品的技術標準，或者說商品服務的基本技術需求標準，比如電腦，應當包含哪些基本技術（規格）參與，其中哪些是主要參數，哪些是次要參數，總共有哪幾個參數，哪些技術參數允許采購人調整。

這么多標準誰來定，有些可以由財政部門為主制定，有些就應當依托集中采購機構為主進行制定，如通用商品的技術標準，就得依靠采購中心來定。但是通用商品如細分至少有上百個，僅毛主任他們一個省政府采購中心肯定也忙不過來，那就要發動全省的采購中心，大家分工進行。專用商品的技術標準，還得依托社會中介采購代理機構進行制定。

《中國政府采購報》：你們是怎樣發動全省的采購中心聯動的？

錢國興：這幾年，我們慢慢地一直在探索。這種全省聯動采購的主要是通用類的商品項目，這其實也是一個慢慢培養不同商品的代理競爭主體的過程。省采購中心在這個過程中還承擔著牽頭、協調的作用，協調全省整個集中采購機構的業務建設。

比如計算機協議采購項目，今年我們委托杭州市政府采購中心來組織實施，其采購結果全省共享。這樣幾年下來，杭州市對計算機采購就比較專業了，計算機相關的技術標準也就隨之建立起來了，逐步上升為全省采購的技術標準。另外還有很多通用設備的采購，但同時我們也有這么多代理機構，打印機委托湖州市、空調委托臺州市……，每個地市包括縣都為主承擔一到兩項通用商品的采購，專攻一兩個商品采購的技術標準，通過幾年努力和有意識的培育，慢慢地通過全省聯動采購，他們制定的商品技術標準就做成了全省的技術標準，這些采購中心自然也就成了某一商品的專業代理機構，而不像現在什么商品都能代理，什么商品技術、商務價格等都不專、不精。

當然，要做好這項工作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協調的工作量相當大，包括調動全省的采購資源，困難都不小，如果不搞全省聯動采購，可能會簡單、輕松很多，但這些我們省財政廳采購處和采購中心都承擔下來了，并努力去完成。省政府采購中心在全省聯動采購的協調和業務指導上肯定是核心。

《中國政府采購報》：有些采購過程的管理工作，由采購中心來協管或者直接管理比采購辦來做實際效果更好？

錢國興：是的。現在都在講經濟轉型或發展方式的轉型，管理同樣也要轉型。

財政部門對政府采購的管理，要從直接管理為主轉向間接管理為主，更多地通過制度的手段對諸多政府采購活動和行為進行管理。不要沖到一線，可以間接地通過電子化、標準化等手段,通過代理機構考核等這種間接的形式實施對相關采購當事人的管理。財政政府采購管理部門應該更多地學會用制度、規制進行管理。

《中國政府采購報》：對于集采機構的考核，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做，那么，在浙江省是如何通過考核來體現管理與服務的理念的呢？

錢國興：目前在社會上，政府采購被誤解的蠻多，尤其是采購中心背的黑鍋不少，表揚輪不到，而且一有不慎，就會被無限放大。實際是否如此？采購中心自己說自己好可能沒人信，因此，我們相關監管部門通過考核，以第三方的身份給全省采購中心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和總結是必要的，也有利于澄清社會上對集中采購的一些不正確評價。

我省的考核是由監察部門、審計部門和財政部門三家共同進行的。在不同時期，每次考核的重點是不同的。像去年考核，我們的重點在集中采購的體制機制、內部管理和機構隊伍的建設上，通過考核來引導采購中心的機構建設和事業發展。

采購中心把機制建好了，隊伍建好了，內部管理規范了，相應的工作機制建起來了，肯定可以避免采購中心出大的問題。我們在考核中也從不回避問題，通過考核就是要解決集中采購管理中一些突出問題和不足。

毛激翔：我覺得這些年，第三方的考核做的評價更客觀，是權威的。

《中國政府采購報》：有些省在進行考核時，引入交叉考核和抽調一些人參與，既解決了人手不足的問題，也加強了相互學習。浙江省也是這樣做的吧？

錢國興：是的。在對社會代理機構考核時，我們請省里的和一些市的采購中心參加，在集中采購機構考核時，我們也請一些社會中介代理機構參與進去，從中可以相互學習，學習和借鑒到別人一些好的做法和東西，并相互促進，共同提高政府采購的管理和服務水平。

從某種程度上說，考核更是一個壓力，無論集中采購機構還是社會中介代理機構，考核結果監管部門都將予以公開。如果考核結果不好，那單位領導的壓力是蠻大的。但我們希望通過考核，對所有采購代理機構的工作都有一個促進，使其隊伍建設和業務建設等都有一個明顯的提高，并能更好地為采購人服務。

建立供應商誠信指數

《中國政府采購報》：錢處，您說在與國外同行交流時，國外同行很困惑為什么中國的政府采購的問題這么多。最后，您認為這都是由我們的法制建設和誠信體系建設的現狀所致的。聽說你們在建供應商誠信指數。這是怎樣的一個指數？

錢國興：這個指數是去年10月份開始做的，有點復雜，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的。

簡單講，就是我們建立全省供應商庫，首先明確以下供應商必須入庫：一是，中標成交供應商，中標前或投標時供應商可以不入庫，但一旦確定為中標成交供應商必須入庫；二是，要參與網上交易的供應商，包括協議供貨商和參與網上在線競價的供應商必須入庫。然后再對入庫的供應商進行誠信考核，并以誠信指數（分值）的形式表示出來。同時將誠信分值與供應商每次投標的評分值相結合，誠信指數越高，加分越多，反之亦然。

具體誠信分值分三塊：一塊是基礎分，只要供應商按規定注冊完成，就可得基礎分50分；另外，還有兩個分值：是業績分和誠信分。所謂業績分，就是每中標成交一個項目，可以根據成交金額給予一定的業績分值，100萬元以下的項目每次得1分，100萬元以上的項目超過100萬元部分每30萬元得0.1分，每個項目最高得5分。同時采購人要對供應商的項目履約情況進行滿意度評價，滿意度評價的內容又有4塊構成：即供貨的及時性、項目質量、采購價格和服務，分別用“好、較好、一般、較差、差”5檔進行評價。最差是0%，最好是100%，如評分出來滿意度是80%，則1000萬元的項目業績分就得3.2分（4分乘以80%）。這么算下來，如用戶滿意度為100%，1300萬元以上的項目最多就拿到5分，每中標成交一個項目就加上一次業績分，中標成交項目越多，滿意度越高，業績分就越大，再加上50分基礎分，當誠信指數累計超過60分就會獲得一顆星，之后每10分加一個星，最多可加到5顆星，之上就不給了。一顆星意味著什么？如果采用綜合評分法，就可以加1%的分值，如果是最低評標價法，價格就可以下浮1%。依次類推,如果是5顆星，得分就可上浮5%，報價就可比別人多報5%。

所謂誠信分，就是根據供應商在日常政府采購活動中的表現或行為記錄進行評分，一類是獎勵的，年度中獲得省級以上財政部門獎勵的加20分；一類是懲罰的，如被采購組織機構或財政部門記有不良行為的，其中屬一般不良行為的，每次扣10分，屬于黑名單行為的，每次扣30分。誠信指數累計在50分以下的，每10分，評分時下浮1%，最多下浮5%，直到誠信指數0分為止。

《中國政府采購報》：什么是一般不良行為？什么是黑名單行為？

錢國興：一般不良行為就是指那些對政府采購影響不是很大的，或供應商及時予以糾正彌補并消除影響的行為，如供貨不及時，或開標后擅自撤回投標文件，不按合同約定履行合同等共12種情形。

黑名單行為是指那些情節特別惡劣，給政府采購已造成嚴重不良影響的行為，具體包括政府采購法第77條規定的那些行為等。如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成交，串通投標，哄抬或操縱政府采購報價等10種情形。

上述兩類行為的具體情形，在《浙江省政府采購供應商注冊及誠信管理暫行辦法》中我們均予以了明確和規范。

《中國政府采購報》：低于多少分供應商就不能參與投標了？

錢國興：除被行政處罰明確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外，如供應商誠信指數累計在0分以下（含）就不能再參與投標了，除非有其他供應商愿意擔保并以聯合體形式投標的，或者采用單一來源采購時采購人自愿采購的。

目前，我省誠信指數設計是允許供應商偶爾無意犯錯，并鼓勵通過積極參與投標、誠信經營來自我彌補的，或者說我們的制度是鼓勵“從善”的。犯一次、犯兩次可能對參與投標還沒關系，但是犯多次特別是黑名單行為的，到誠信為零了肯定參與不了了。

毛激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扣成0分出局的。但被扣分的就不少。

錢國興：當然加分的更多。每次扣分就會發短信告知，供應商可以申訴。供應商若不滿意可以向同級財政部門反映，我們會去核實。如屬于是黑名單行為的，更加慎重，辦法規定采購組織機構不能直接記入供應商誠信庫，在記進去前必須報同級財政部門予以核實，給予供應商申辯的機會。

每個項目履約結束，采購人都可以對供應商的履約行為進行評價，供應商必須要按投標承諾和合同約定來辦事，必須重視采購人的意見，努力使采購人滿意，否則會影響其誠信指數。

我們設立供應商誠信指數，目的是想通過建立這一種機制，明確告訴供應商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政府采購不允許你亂來。設立誠信指數的導向作用很明顯，目前成效正在逐步顯現。希望通過我們所有政府采購人幾年的共同努力，誠信體系率先在政府采購領域形成。

開放的心態對待投訴

《中國政府采購報》：錢處，剛聽您介紹，省里對投訴這一塊的態度是既規范又有較好的心態（寬泛地對待）。

錢國興：是的，我們省里對投訴處理是比較規范的，對待供應商的投訴總體上是寬容的。

我認為，政府采購供應商總體還是好的多。這幾年我們省里直接受理的投訴也不少，通過分析我們認為大部分投訴是因為供應商對政府采購制度政策不了解、對采購機構的工作不理解，或者因誤解而引起的。有一些投訴是由于某些采購機構經辦人態度比較生硬，處理問題簡單化所致。對待這類投訴，一般我們財政部門受理后首先是傾聽，給供應商一個發泄怨氣的渠道，等其心情平和了，我們再做些說服工作，可能就沒問題了。這種情況基本上占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往往是由于供應商對政府采購法規制度不理解所致，這類投訴也比較好處理。

剩下三分之一才真正屬于是有效的投訴。這些投訴，不僅可以檢驗我們現行采購制度還存在哪些不足，提示我們采購機構的工作和日常管理中還存在哪些問題，從而更好地實現自我糾錯，更重要的是可使我們財政部門知道當前工作努力的方向。因此，在現階段，不要給供應商投訴有太大的制約，應以更平和、寬容、理性的心態來看待供應商投訴。

《中國政府采購報》：大家普遍認為無效投訴很耽誤工作，希望能制約這類的投訴行為。

毛激翔：我們也經常碰到一些無理的質疑。受理質疑，項目都要停下，確實影響采購效率。但我們采購中心還是歡迎供應商依法質疑，更歡迎供應商及時以書面的形式向我們反映采購中的問題，我們同樣會予以認真對待和處理。

錢國興：采購中心他們的心態還是很開放的。早幾年，我們省本級收到的投訴，一半以上是投訴集中采購機構的。我們公開跟毛主任他們講，一旦有供應商投訴，我們肯定要公平公正，某種程度上，相對于采購中心我們會更多地站在供應商一邊，更多地維護供應商的權益。讓他們有這個意識，就是要求他們在日常采購活動中應更加依法、依規，更加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一個供應商。

我們也發現有些供應商的投訴明顯帶有惡意，甚至發現個別供應商還是靠投訴吃飯的，他們對政府采購相關法律研究得很精深，對制度的了解比采購中心還清楚。我們發現有這樣的供應商，但是我們還是歡迎他們對政府采購進行質疑、投訴，只要合法、合規的我們就受理，有理的就支持。

但同時在我省的供應商管理辦法中也規定，如供應商一年中在全省的質疑、投訴累計分別達到20次和10次以上，且60%以上被駁回的，那就屬于不良行為，在誠信指數中將被扣分。在我省，總體上還是支持供應商依法進行質疑、投訴的。

《中國政府采購報》：毛主任，您會不會覺得有些委屈或怨采購辦，工作這么辛苦，有事也不向著你們，是不是想借別人的投訴讓中心不爽呢？

毛激翔：恰恰相反，財政部門的壓力更大。我反復地告誡我們采購中心的同志，只要程序上沒有什么問題，質疑一點都不難為情。為什么要難為情？有質疑，按規定辦理就是了。如辦理的結果供應商不滿意，向監管部門去投訴，監管部門也將依法受理。如投訴處理結果是支持供應商投訴，我們撤銷采購結果也有法律依據了。按照監管部門處理意見撤銷的，若有供應商不服，那是監管部門的事情，他們還是可以向法院告監管部門。我們一點責任也沒有，但監管部門的責任更重。

錢國興：是的，我們的壓力很大。人家投訴很簡單的，但我們處理投訴是很復雜的，要考慮各種情況，既要考慮程序的合法，更要考慮實體的合法，以及一旦站在行政訴訟的被告席上我們如何應對。因此，無論是調查過程還是處理結果，都必須始終堅持依法依規、公平公正。

投訴處理結果要讓供應商心服口服，則調查的事實是什么，為什么這么處理，我們的依據是什么，在投訴處理決定書中我們都要說清楚，并在網上全部公開，要經得起任何一個供應商的質詢，因為這也是今后處理類似案例的示范樣本。所以，在處理供應商投訴時，我們財政部門不可能偏向采購中心，當然也不可能偏向供應商，必須不偏不倚，這樣，政府采購才有公信力。

監管價格，提高滿意度

《中國政府采購報》：錢處，在全國會上您說當前監管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對價格監管。為什么？

錢國興：目前，如價格出問題，對政府采購工作的傷害或影響無疑是最大的，因為價格后面往往就意味著利益，意味著腐敗，所以也最敏感。

我們政府采購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擴大規模；第二階段，擴大規模到一定時候就要規范化；第三階段，要提高政府采購滿意度。浙江現在已從第二階段進入到第三階段之間，加強對采購價格的監管就是提高政府采購滿意度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因為通過調查發現，現在采購人或社會對政府采購的不滿，最主要的是對部分采購項目采購價格的不滿。

《中國政府采購報》：那么，你們是如何提高政府采購滿意度的？

錢國興：針對當前社會上對政府采購的效率、價格和質量等方面的諸多反映，我們不爭辯、少解釋、干實事，努力以制度化、機制化來化解難題和平衡各方利益沖突。

為找準問題的癥結所在，2010年，我廳對省級單位開展“政府采購問卷調查”，同年年底，針對調查反映的問題，浙江省財政廳在多方征求意見、反復修改和討論的基礎上，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創新管理 提高政府采購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的意見》，從六大方面入手，采取30項具體措施，力求從制度、機制上，以切實改變政府采購的質量、價格和效率等突出問題，這一《意見》基本得到了各方采購當事人的普遍肯定和認可。

但這僅僅是“開始改變”的第一步，真正要使《意見》的30條措施落到實處，使采購人和供應商滿意，后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財政部門、采購機構和所有采購人長期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

《中國政府采購報》：有人說政府采購是風險較大的行業，你們是怎么看的？

毛激翔：政府采購風險當然有，但我覺得這個跟工作關系不是很大，與做人的底線有關。人要是沒一個底線，即使不在政府采購這個崗位上，在其他崗位也會出事、有風險。

錢國興：對，關鍵是人的素質。政府采購是離市場最近的一個領域，因工作經常會與供應商打交道，風險自然就大，但關鍵是要守住底線，不碰紅線。

《中國政府采購報》：感謝錢處長和毛主任。與你們做采訪也是一次很好的學習和心靈的洗禮。相信你們的理念和觀念以及做事的方式方法，會給廣大的讀者帶來啟示。相信政府采購工作，在像你們這樣把工作當事業當責任的人的努力下，明天會更好！

【記者手記】改革的信徒

周黎潔

在全國政府采購工作會議召開的第2天上午，浙江省財政廳政府采購監管處處長錢國興富有激情的脫稿發言感染了整個會場。我們特別想知道，在有限的20分鐘發言里來不及表達出來的那部分內容，于是約了錢國興作采訪。

遺憾的是，那天的會議日程有調整，下午的會議時間提前了60分鐘。午休時間只剩下一個小時了。我們于是坐在同一餐桌與錢國興、毛激翔快速吃完飯，趕集似地回到他們房間做采訪。

說實話，把采購辦主任和采購中心主任叫到一起進行對話式的采訪，在我的記者生涯中還是第一次。

多年的采訪經歷，讓我養成了一些慣性判斷，比如對于可能觸及“辦和中心”之間糾結而微妙的關系問題時，往往會“善解人意”地回避。采訪中，我甚至感覺總編顏曉巖的提問有些過于直接和尖銳。我擔心錢國興、毛激翔會難以招架而使采訪陷入尷尬。

事實證明，我完全是在杞人憂天。60分鐘的對話酣暢淋漓，意猶未盡。當我們不得不結束采訪匆匆趕往會場時，翟鋼司長的總結講話已經開始兩分鐘了。

回想當時，用顏曉巖的話說這場對話很“過癮”。而對我來說，認識錢國興、毛激翔8年都沒有這一個小時的對話來得深刻。

我一直在想，為什么原本不可能在一起的對話者能夠成功對話？毛激翔曾說，在監管和執行的關系上，浙江是有參考價值的。他把采購辦看作是采購中心的依靠和后盾。錢國興也曾表示，政府采購如果有問題，首先是監管的問題。“錢處的話還是要聽的”是毛激翔經常說的。論年紀，毛激翔長于錢國興，論資歷，錢國興進入政府采購比毛激翔晚兩年，但言談舉止中能感覺到他們對彼此的尊重。

采訪由錢國興的發言主題展開，毛激翔默默為我們沏了3杯杭州龍井，而當毛激翔講話時，錢國興又默默為我們續水，整個采訪中他們就這樣輪流續水。這個無聲的細節讓我想到，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相同的理念和對彼此的了解、尊重，使得他們能夠和諧共事。更為重要的是，不管身份是干什么的，他們對政府采購有著相同的情感和理念。

而擁有類似情感的，又何止他們？提問者顏曉巖和他們一樣，都從事政府采購工作逾10年。作為我國第一批政府采購從業者，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上都帶著濃厚的政府采購改革前10年的色彩——“前10”時代的理想化色彩。當毛激翔說錢國興是將政府采購工作當成事業、當成責任時，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在對話者三人間產生了深深的共鳴。

從某種意義上講，顏曉巖不是一個人在提問，而是代表她身后數以萬計的讀者向改革實踐者發問；錢國興、毛激翔也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政府采購人。或者說在這場對話中，顏曉巖不是提問者，錢國興、毛激翔也不是受訪者，他們是在為共同深愛的事業一起思考，以一種對信念和理想的執著精神和一種對自己所從事工作負責任的態度，為政府采購改革事業的發展碰撞思想火花。

毛激翔曾經說過，愿自己像一根蠟燭靜靜燃燒，讓那一小朵黃昏里的燭光溶化在期待的黎明，匯聚成政府采購的燦爛陽光。在西藏布達拉宮那間懸于半空的大堂里，燃燒著數千盞酥油燈。這些酥油燈自布達拉宮建成以來就沒有熄滅過，一千多年來前來朝拜的信徒有序地往燈里添加酥油，使得這種燃燒穿越了千年時空——這就是力量的匯聚方式和理想的實現途徑。對于政府采購制度改革而言，美好的明天也需要有更多的政府采購人以各自的方式信徒般地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