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光”馬相伯

知大師之大 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五

“國家之光”馬相伯

邵力子：“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

于右任：“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

中共中央：“國家之光，人類之瑞。”

馬相伯：“我只是一只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他是復旦大學的創辦人，他發起并協助創辦了輔仁大學；他是南京市的第一任市長，他應蔡元培之請臨時擔任過北大校長；他被尊稱為“救國領袖”，他曾致信蔣介石營救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出獄……

他是馬相伯，一位富于傳奇色彩的人中之瑞。

1840年，馬相伯出生于江蘇鎮江一個書香門第。父母信奉天主教，馬相伯生下不久便接受了洗禮。幼年啟蒙，先讀天主教經典，后習儒家典籍。

1851年12歲時，馬相伯只身來到上海，入法國人的天主教會所辦學校圣依納爵公學（后改名為徐匯公學），繼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讀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哲學、神學、數理和天文等學科。

14歲時，馬相伯即被任命為文學和經學課助教。他對數學也十分著迷，據他回憶，“研究數學，幾乎發了狂，夜間睡覺的時候，仰視帳頂上，都隱隱約約、閃閃灼灼地出現了許多數字，夢中也發現四處都是數字”。

1870年，31歲的馬相伯以特優通過耶穌會考試，獲得神學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司鐸神父，第二年，任徐匯公學校長。

然而由于和外來神父的沖突，同時也由于受到李鴻章賞識想要做更大的事情，1876年，馬相伯下定決心，離開耶穌會，投身政治。他把整個壯年生涯，全部貢獻給了清朝的洋務事業，也浪費在一項失敗的事業當中。

對政治心灰意冷之際，兩件事情像最后那根稻草，終于壓垮了他。    1893年，馬相伯的妻子帶著大兒子回山東老家探親，死于海難；兩年后，他母親沈氏去世，臨終時說，“我的兒子是神父，你既已不是神父，我亦不認你是我的兒子。”

1897年，馬相伯決定重返教會，尚未成年的一兒一女交給教會保育，自己則回到徐家匯隱修，潛心于天文度數的研究和譯著，助其弟馬建忠著《馬氏文通》。

他深感“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于1900年將繼承自長兄的松江、青浦等地三千畝田產捐獻給耶穌會，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且立下字據，“自獻之后，永無反悔”。

1901年秋天，時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的蔡元培找到馬相伯，希望跟他學習拉丁文。馬相伯說，你已人過中年，一個人學沒用，最好在學校中選擇一些比較優秀的青年學生到這兒來學，更為有益而切于實際。蔡元培深以為然，于是找了24名學生，跟馬相伯學習。除了拉丁文，馬相伯還給他們講授法文、數學和哲學。日后這些學生和他們的老師一樣名聲赫赫：黃炎培、李叔同、邵力子……均成為中國近代史中可圈可點的人物。

馬相伯的教學聲名遠播，各省有志之士，遠之如云南、四川、陜西、山西皆不遠數千里跋涉而來。于是租用徐家匯老天文臺余屋，震旦學院應運而生。“震旦”一詞出自梵文，意即中國，在英語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義。學院于1903年開校，具有西歐專科學校的性質。馬相伯同時提出三條辦學原則：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

梁啟超獲知此事，欣然寫道：“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然而1905年春，耶穌會以讓馬相伯“養病”為由，委任法國神父南從周為總教習，改變辦學方針，另立規章。學生大嘩，摘下校牌，全體退學。看到退學學生的簽名簿，馬相伯老淚縱橫，他冒著再次和教會決裂的風險，決意站在學生一邊。

馬相伯決定再辦一所新校，這一想法立即得到學生們的一致響應。于右任建議取名“復旦”。“復旦”二字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名句“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意在自強不息；另外，“復旦”還有不忘震旦之舊，更含復興中華之意。馬相伯聽后，立刻表示贊許。然后，他誠邀熱心教育事業的嚴復、張謇、熊希齡等28人擔任校董，籌集復旦建校資金。兩江總督周馥也撥出官銀兩萬兩，并出借吳淞提督衙門作為復旦的臨時校舍。

1905年9月14日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兼法文教授。

而震旦學院，也于同年重新開課。1908年震旦學院打算遷往別處另建校舍，馬相伯仍捐款4萬元，把自己名下、地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處地皮悉數捐出，募得10萬多元，購置盧家灣呂班路的土地103畝，提供給震旦學院使用。

此后，馬相伯又參與了另一所著名學府輔仁大學的籌建，并應蔡元培之請臨時擔任過國立北京大學的校長。

“九一八”事變，馬相伯已是年過九旬的耄耋老人，事變后第三天，馬相伯即慷慨激昂發表抗日言論：“噩耗傳來，天地變色！國家危難至斯，誠達極巔……雖自顧老邁，亦愿勉勵負一部分責任。”從1932年11月起，他連續4個月發表國難廣播演說計12次。他揮毫作榜書、對聯義賣，共得10萬元，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他在上海土山灣的居所“綠野堂”，成為國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變后，他親自致信蔣介石，營救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出獄，并發表《鋼鐵政策》廣播演說，呼吁國人誓死抗擊日本侵略。

正如他的弟子、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國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1939年4月，馬相伯百歲誕辰之際，國民政府為他頒發了“褒獎”令，贊他做“愛國老人”，中共中央亦發來電賀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

1939年10月20日，馬相伯得知湘北大捷，興奮異常，夜不能寢。此后病勢加劇，11月4日溘然長逝。

臨終前，他找來最疼愛的孫女馬玉章，問她：“爺爺沒有給你留下一分錢，連你自己的錢也沒有留給你，你恨爺爺不恨？”此一問事出有因。1914年馬相伯之子君遠病故，學生們鑒于馬相伯毀家興學，家無余資，遂籌集萬元為其寡媳、幼孫作教養費，馬相伯卻托人將這筆錢移作啟明女子中學（今上海市第四中學）的教育經費。

“一老南天身是史。”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戰爭仍在持續，馬相伯逝世。從一場戰爭到另一場戰爭，這就是馬相伯的個人史。百年間，他留下的是一所享譽中外的大學和一個高山仰止的背影。

馬相伯逝世后，他的弟子于右任敬挽一代名聯：“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

而馬相伯自己在生前常說的一句話卻是：“我只是一只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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