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劉文典

知大師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十

名士劉文典

陳寅恪：“先生之作（《莊子補正》），可為天下之慎也。”

劉文典 ：“古今真正懂《莊子》的，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莊子本人，第二個就是我劉文典，其他研究《莊子》的人加起來共半個。”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正是農歷五月十五月滿之時，晚飯后七點半，聯大校園內擺下一圈座位，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坐在中間，開始當著一輪皓月講解《月賦》。教授們聞訊紛紛前來瞧個稀罕，老先生一看人越圍越多，越發得意，一會兒站起一會兒坐下，引經據典，侃侃而談。那瘦削的身子前仰后合，長衫下擺左右擺動，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直把聽眾聽得如癡如醉。

這位老先生便是才高學廣而又恃才自傲有著“國寶”之稱的國學大師劉文典。

劉文典，字叔雅，祖籍安徽懷寧，1889年生于合肥。1906年進蕪湖安徽公學，師從陳獨秀、劉師培等，次年加入同盟會。1909年，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課余時，受教于國學大師章太炎，并成為其得意門生。1912年，劉文典回國，在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創辦的《民立報》做編輯兼英文翻譯，對袁世凱進行口誅筆伐。1913年，劉文典化名劉天民再赴日本，并加入中華革命黨，一度擔任孫中山的秘書。1916年，劉文典回國，次年受陳獨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并擔任《新青年》英文編輯和翻譯，同時選定古籍校勘學為終身所系，數載苦鉆精研，終以《淮南鴻烈集解》與《莊子補正》十卷本震動文壇。胡適在為《淮南鴻烈集解》所作的序中推重說：“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陳寅恪也為《莊子補正》作序贊曰：“先生之作，可為天下之慎也。” 1928年8月，劉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創辦安徽大學，出任文學院院長，并代行校長之職。后因維護學生時頂撞蔣介石，離皖赴京，重回北大任教。兩個月后又應羅家倫聘請，出任清華大學國文系教授，同時在北大繼續兼課。

西南聯大時期，劉文典開出《莊子》與《文選》等課，且在講課時別出心裁，自成一格。學生回憶，印象最深者有《蕪城賦》《海賦》和《月賦》三篇，老先生講到興會得意時，才不理會什么四點鐘的下課鈴，有時一高興就講到五點鐘才勉強結束。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驚濤駭浪，洶涌如山，而且特別讓學生注意講義上的文字，學生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有一天，老先生才上了半小時的課，突然宣布：今天提早下課，改在下星期三（農歷五月十五日）晚飯后繼續上課。

這才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1940年至1942年期間，西南聯大校內掀起一股《紅樓夢》熱潮，以吳宓、陳銓等歐美派為核心的一些教授，在不同時間和場合演講《紅樓夢》。

對紅學素有研究的劉文典按捺不住，最終也走出他租住的幾間小土屋，登臺亮相。與西裝革履留學西洋的教授們不同，留學東洋的劉文典一身粗布長衫、一雙圓口平底藍幫布鞋，手里端著一桿比胳膊還要長的竹制旱煙袋，一副鄉村私塾先生的模樣。據聯大學生回憶，劉文典一出場，就擺出非同反響的名士派頭。屆時早有一大批學生在圖書館前的廣場上席地而坐，天尚未黑，講臺上已燃起燭光，擺著臨時搬去的一副桌椅。劉文典從容端杯飲罷一盞茶水，象征性地清清嗓子，而后霍然起立，有板有眼地道出他的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未等臺下聽眾回過神兒來，又頗為自負地接著大聲道：“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說罷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起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溆”四個大字。

與其唱對臺戲的吳宓平時對劉文典的學問就極其服膺。據說劉文典曾宣稱：“古今真正懂《莊子》的，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莊子本人，第二個就是我劉文典，其他研究《莊子》的人加起來共半個。”每當劉文典開講《莊子》，吳宓等幾位重量級國學教授經常前去聽講，劉文典見了并不打招呼，仍旁若無人地閉目演講，講到得意處，便抬頭張目望著教室最后排的吳宓，慢條斯理地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吳宓聞聽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全場為之暗笑。

劉文典講授詩歌，常常會搖頭晃腦、淺吟低唱，講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說：“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么能體會其韻味呢？”

教室內，劉文典時有妙語。他教學生寫文章，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解釋說：“觀”乃多多觀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講究音韻，“菩薩”，則是要有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　

“一字之微，征及萬卷”是劉文典的治學格言。校勘古籍不僅字字講究來歷，就連校對他也從不假他人之手。劉文典曾在致胡適的信中大談校對的苦經：“弟目睹劉績、莊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后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后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后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后虛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對也。”他的一位學生在上世紀40年代曾向他借閱過一本有關唐三藏取經的書，發現書的天頭地腳及兩側空白處布滿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

身為一介書生，劉文典卻極具血性。

1937年北平淪陷后，劉文典的四弟劉管廷很快附逆，并在冀東日偽政府謀到一個差事。劉文典大怒，先以有病為由“不與管廷同餐”，又說“新貴往來雜沓不利于著書”，毫不客氣地把他趕走了。

日本人通過周作人等多次勸誘，請劉文典出山，都被他斷然拒絕，劉文典稱“國家民族是大義，氣節不可污，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為逼其就范，日偽組織索性派日本憲兵持槍闖入劉宅強行搜查，施以顏色。面對氣勢洶洶的日本憲兵，劉文典不知從哪里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做空門高僧狀，端坐椅上橫眉冷對。他精通日語，面對日軍嗚哩哇啦的質問，卻一言不發，明確表示“我以發夷聲為恥。”

劉文典性格狂傲狷介，社會上流傳著許多他的傳奇軼事，如腳踹蔣介石，奚落沈從文，都被人們津津樂道，后人卻已難辨真偽。

但在其子劉平章眼里，劉文典卻是一個很開朗的人。他說，父親很喜歡小孩子，小孩子也喜歡跟他玩，60多歲的人了，還和小孩子們在草坪上滾著玩耍。他對自己的學生也很愛護。“九九整肅”時，學生吳進仁被抓，劉文典得知后馬上跑去警備司令部，說這是他的學生，警備司令部的人對他很尊重，還給他行禮，并立刻放了吳進仁。當年劉師培過世，也是弟子劉文典租了一條船，把老師的靈柩放在上面，親自送回其故鄉揚州安葬。

1949年冬云南解放后，劉文典于1956年1月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同年9月成為云南大學唯一的一級教授。云南大學還在王九齡故居專門為他準備了一間工作室，供他潛心撰寫整理《杜甫年譜》和《王子安集校注》。可惜初稿剛剛出來，政治運動便撲面而來。劉平章回憶，“父親白天挨批斗，晚上寫交代材料，殘酷的精神折磨嚴重摧殘了父親的身體。在這樣精神和身體的雙重折磨之下，父親最終沒能撐下去。”

1958年7月15日劉文典病逝于昆明。一顆學術巨星就此隕落。

（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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