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大鱷”傅斯年

知大師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十一

學界“大鱷”傅斯年

胡適：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病逝。當天，胡適在日記里寫道：“這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損失！”此后，胡適再次痛切地表示：“中國喪失了它最忠實的愛國者與一位能繼往開來的偉大學人。”

傅斯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豐，1896年生于山東聊城一個舉人之家，先祖傅以漸是清代順治年間的首任狀元。

傅斯年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1909年他在父親學生的資助下就讀于天津府立中學堂，其間飽嘗艱辛。許多年后，當被問起何以懂得那么多人情世故時，傅斯年不無感慨地引用孔子的話答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一語道出辛酸的經歷與內心的悲涼。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三年后順利升入本科國文門。1918年春夏，傅斯年受胡適與陳獨秀等人影響，與羅家倫等20余人組織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因此成為當時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

五四運動后，傅斯年急流勇退，于1920年考取了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后轉入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在《雜憶趙家》中記錄，當時那么多留學生中，真正心無旁騖全副精力用來讀書的只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在“許多留學生都以求得博士學位為鵠”的世俗風氣中，傅斯年連個碩士學位也沒拿到。但是，沒有人不佩服他的學問淵博。

1926年，傅斯年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次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傅斯年到中山大學上任不久，朱家驊即發現此人為人做事“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執筆為文“雄辭宏辯，如駿馬之奔馳，箕踞放談，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不愧是學界難得一見的具有天才處事能力的領袖型“大鱷”。

1928年，受蔡元培之聘，傅斯年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并任所長之職，直到1950年去世。以史語所為基礎，傅斯年為近代中國學術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也為中國近代科學考古立下了汗馬功勞。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當時，胡適在美國，回國之前，北大校長由傅斯年代理。從敵偽手里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對日本統治下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其中一個。傅斯年的做法是一個不用，“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要為胡適回校掃平“天下”。

1949年1月，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他本著“決不讓任何學生因經濟拮據而喪失他的學業”的辦學宗旨，不論學生出身貧富，一律按招考標準予以錄取。另一方面，不論是通過誰的條子和門路，后臺有多硬，凡不合學術標準、濫竽充數的教授，全部逐出校門。

在學界，傅斯年堪稱大鱷，在政界，他同樣赫赫有名。

1938年，傅斯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后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污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對孔祥熙予以炮轟。為此，蔣介石曾親自出面宴請傅斯年，二人有過這樣一段著名的對話。蔣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蔣介石無奈，最終免了孔祥熙的行政院長和中央銀行行長之職。事情過后，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上說：“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圣賢書所學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無慚于前賢典型……士人之節，在中國以此維持綱常也。”

1947年，戰局動蕩、經濟崩潰，傅斯年在題為《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的文章中尖銳指出：“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兩家”，“古人說‘化家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家’”。“他（宋子文）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接著他又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題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報刊紛紛轉載，轟動全國。在列舉宋子文的各種胡作非為后，他說：“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 ，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乘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臺！

在胡適眼里，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

傅斯年疼愛學生是眾所周知的。已逝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回憶文章記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時，偕我到各宿舍探視，并查看學生的伙食。他一進餐廳，男生必高呼歡迎校長，女生則擁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學生們痛哭哀悼，是青年們發乎自然的真情。”

在生活中，傅斯年對母親也十分孝順，雖已成為學界政界呼風喚雨的人物，且霸氣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偶遇母親發脾氣，便立即長跪不起，聽任母親斥責。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傅斯年由于領導中央研究院各所搬遷事宜，無力陪侍老太太避難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屬和兩個侄兒負責保護母親轉移至安徽和縣暫住。當兩個侄兒來見，述說祖母沒有逃出來時，傅斯年大怒，當場打了侄兒兩個耳光，又各自踹了兩腳，隨后千方百計令人把母親于戰禍連綿的安徽接了出來。

1950年12月19日，是傅斯年去世的前一天， 俞大綵深情回憶：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他穿著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我坐在對面，縫補他的衣襪。因為他次日要參加兩個會議，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志》趕寫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他又說，你不對我哭窮，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費到手后，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御寒。”當時傅斯年領的只是臺大的一份薪水，兒子傅仁軌仍在美國讀書，他和時任臺大英語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兩個人的收入，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不幾日，當董作賓含淚把稿費送到傅家時，俞大綵雙手捧著裝錢的信封泣不成聲。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臺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傅鐘”啟用后成為臺灣大學的象征，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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