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錢穆

知大師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十二

大儒錢穆

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

美國耶魯大學：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

“溫情與敬意”，是錢穆提出的對本國歷史所應持有的態度，也是他一生堅守的文化情懷。

錢穆，字賓四，1895年生于江蘇無錫一個貧寒的書香之家。7歲入私塾，10歲后進小學、中學。18歲應聘到小學任教，10年后，開始在廈門、無錫、蘇州等地任中學教師。

顧頡剛自北平回老家探親時，經人介紹，偶然發現了這位學識淵博、對歷史文化有獨到見地、言談舉止非常人可比的鄉村才子，并竭力向學界加以推薦。1930年秋，36歲的錢穆離開蘇州至北平，先是隨顧頡剛在燕京大學任教，后由其推薦執教于北京大學。

據錢穆回憶，有一天，司徒雷登在家中設宴招待新來教員，錢穆亦在其中。司徒問來者對燕大印象如何，在鄉村小學以及中學教了18年書的錢穆直言不諱：“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之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后，燕大特為此召開校務會議，最終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筑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園中有一湖，景色絕佳，競相提名，皆不適，乃名之曰“未名湖”。

在北大，錢穆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錢穆的侄子錢偉長曾回憶說：“兩人都講中國通史，并且都出了教材，胡適講的是理論，我叔叔講的是史實，他二十四史史料很熟，故事講得娓娓動聽，聽講的人越來越多。”錢穆身材矮小， 操一口無錫官話，但他對問題反復引申，廣征博引，博聞強識令人驚異。

糜文開在《賓四先生的奮斗史》中寫道： “北京大學有三位最吃香的教授，怎樣大的教室也容納不下聽講的學生，其中兩位便是胡適之先生與賓四先生。”

錢穆燕大的學生李素回憶老師：“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總是興致勃勃的，聲調柔和，態度閑適，左手執書本，右手握粉筆，一邊講，一邊從講臺的這端踱到那端，周而復始。他講到得意處突然止步，含笑而對眾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飛星閃爍，音符跳躍。那神情似乎顯示他期待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悅樂。他并不太嚴肅，更不是孔家店里的偶像那么道貌岸然，而是和藹可親。他談吐風趣，頗具幽默感，常有輕松的妙語、警語，使聽眾不禁失聲大笑。所以賓師上課時總是氣氛熱烈，興味盎然，沒有人會打瞌睡。”

抗戰前，李埏入讀北京師范大學，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錢穆過來兼課。上大學前，李埏已經讀過《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背過不少秦漢文章，自以為還有點基礎，不料聽了錢穆的幾節課下來，不禁爽然若失，“我簡直是一張白紙啊！過去的讀書，那算是什么讀書呢？過去知道的東西，只不過是一小堆雜亂無章的故事而已。”

錢穆在西南聯大上課時，教室的過道被擠得水泄不通，他只能從學生的課桌上踏過去，才能走到講臺。有一個張生一直在聽錢穆的課，從北京跟到昆明，竟然連續聽了六年，但他說，自己“每年都有新得，屢聽而不厭”。

在走向大學講臺前的18年自學生涯中，錢穆自承“未嘗敢一日廢學”。他學習曾國藩的修身精神，每天早上起床就給自己定下目標，雷打不動。在小學教書時，他夜間讀《昭明文選》，極倦始入睡，夏夜為防蚊蟲叮咬，把雙腳納入甕中堅持夜讀。

他平生最敬佩三個人：諸葛亮、王陽明和曾國藩。有一天他的胃潰瘍犯了，躺在教室的地板上。正好余英時回學校，看到老師這樣很擔心，就問：“能為你做點什么？”錢穆說：“我想讀王陽明文集。”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這是前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評價錢穆的話。錢穆治學如此，生活也如此。為了專注于撰寫《國史大綱》，他住在云南宜良的巖泉寺中，陳寅恪來拜訪，不無玩笑地說：“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隱居巖泉寺后，就是隱居蘇州耦園。當時這里是廢園，門口只有一條路通往市區，人跡罕至。晚年的錢穆回憶起在宜良以及耦園這兩年的隱居時光，充滿了深情，“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也。”

世人常稱道錢穆讀書之勤、著述之豐，其實他的天分同樣不容忽略。他注《公孫龍子》只花了7天，寫《莊子纂箋》也只費了兩個月，這都不是普通人能辦到的事。就連徐復觀在批評錢穆的史學時，也說：“錢先生天資太高，個性太強。

思想峻厲、處世溫煦，并存于錢穆身上。

錢穆很喜歡散步。1943年在遵義講學期間，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個小   時，他的學生回憶道：先生總是提著一根棕竹手杖，邊走邊談。先生說，他很愛山水，尤愛流水，因為流水活潑，水聲悅耳，可以清思慮，除煩惱，怡情養性。

錢穆喜好音樂，他在常州府中學堂曾隨老師學過昆曲，擅長簫笛，他自述：“好吹簫，遇孤寂，輒以簫自遣，其聲嗚嗚然，如別有一境，離軀殼游霄壤間，實為生平一大樂事。”有月亮的晚上，他喜歡關掉家中所有的燈，讓月光照進整條的長廊，夫人盤膝坐在廊上，靜聽他在月光下吹簫，四周寂靜，只聽簫聲在空中回蕩，令人塵念頓消，滿心舒暢。

1949年10月，錢穆隨廣州私立華僑大學遷香港，翌年與唐君毅、張丕介等創辦新亞書院，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并為大學，錢穆親定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 1967年10月，錢穆以歸國學人身份自港返臺。1986年，錢穆在素書樓上最后一課，告誡學生：“你們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

1990年8月30日，錢穆謝世。這一天，臺風襲擊臺北，龔鵬程在風雨中悼念錢穆：“他不是就史論史，或考古證史的人。他是通過對歷史的省察與討論，來申述他從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學來的價值理想，并用這種價值來期許我們這個社會，探索中國文化的出路。此乃錢先生苦心孤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為人所理解的地方。”

余英時則為先師寫下這樣的挽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而早在1960年美國耶魯大學授予錢穆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時，他們是這樣評價他的：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

（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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