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勇：《采購示范法》的鼻祖（上）

美國政府采購體制“管錐篇”⑥

國際關系學院公共市場與政府采購研究所副所長 趙勇

在貿法會的會場，DonWallace教授的笑容親切中透著調皮。攝影 趙勇

把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的DonWallace（宕）教授稱為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貿法會）編制的《貨物、工程和服務采購示范法》（以下簡稱《采購示范法》）的鼻祖一點也不為過，他不僅倡導編制了世界上第一部政府采購領域的示范法——1994年《采購示范法》及其《立法指南》，而且推動并全程參與了延續至今的《采購示范法》修訂工作。他熟悉每個條款修訂過程的來龍去脈，甚至還能如數家珍地說出貿法會第一工作組（采購）歷任秘書及各主要國家代表的特點和脾氣秉性。

我認識宕教授3年了。我們現在已經成了幾乎無話不談的忘年交，但從他身上發現的很多“矛盾”一直讓我費勁琢磨。

矛盾之一：聲音與面相。我從2008年開始在第一工作組參加《采購示范法》的修訂工作。聯合國的會場很大，幾十個國家的代表主要通過耳麥進行交流。那時總能聽到一位美國代表的發言，在多方代表爭執不下時，往往是他一錘定音；當會議陷入迷茫之時，又是他為大家引導方向。他的發言簡練而富有邏輯性，聲音活潑且具有感染力，語言辛辣卻不失說服力。我以聲取人，以為美國代表團有一位三四十歲的年輕律師。可當看到聲音的發出者——宕教授那飽經滄桑的面容時，我總會懷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這么年輕而充滿活力的聲音真是從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嘴里發出的嗎？

矛盾之二：嚴肅與活潑。宕教授對穿著一絲不茍，總是穿著筆挺的深色西服。我唯一一次見到他沒打領帶的樣子是在飛機上與他偶遇。但即便是那次在國際航班上，他也是穿著雪白的襯衫，手捧著一本學術刊物在認真閱讀。有一次我問宕：“你有哪些興趣愛好？”宕不假思索地回答：“看書。”“除了看書呢？”我追問。宕支支吾吾了半天，然后說：“歷史、藝術、文化、科技、體育……”“這么廣泛啊？”“……的書！”每次貿法會會間休息的時候，各國代表往往利用這個機會拉拉家常、聯絡聯絡感情。我卻經常看到宕教授一個人在座位上拿著資料寫寫劃劃，為下一節的討論做準備。

但如果你因此以為宕教授是個死板的人，那就大錯特錯了。一天早上，見到我的領帶有些歪，他走過來一邊親切地幫我扶正領帶一邊說：“我能理解。聯合國不讓帶媽媽來開會，所以只好由我來照顧你。”還有一次見面，他笑瞇瞇地朝我走過來，卻突然對著我的肚子比劃了一通組合拳，然后調皮地說：“你回學校見到Schooner教授就這么打他一頓，就說是替我問候他。”從那以后，每當看到宕教授親切的笑容，我總覺得里面憋著什么“壞”。

矛盾之三：平等與責任。我總感覺宕教授有種大國情結。一次我正在和宕教授的老朋友——墨西哥代表交流問題。宕教授滿臉嚴肅地走過來當眾沖我大聲說：“中國是個大國，不要總同那種小國混在一起。”大家哈哈一笑，我當時也沒太在意。可后來，我才越來越感覺到這句話的分量。我真正見識到宕教授的厲害只有一次。那回是在討論采購中的緊急（urgent）問題，新加坡代表認為“緊急”一詞放在某個條款里似乎不合適，大家聽了也猶豫不決。誰知道宕教授突然大發雷霆，他先回顧了這個條款的歷次修訂過程，說出加上這個詞的必要性，然后說“urgent”在英語里不僅有時間緊迫的意思，也包含事態嚴重的意思，最后說：“新加坡這么一個小小的彈丸之地，出來的人怎么能夠理解政府采購的真諦呢？！”一陣暴風驟雨過后，會場仿佛凝固住了。懾于宕教授的“淫威”，全場所有人大氣都不敢出。沉悶了大概整整一分鐘，還是新加坡代表自己給自己解了圍：“我把剛才美國代表的評價視為對我的恭維。”宕教授在大家的笑聲中帶頭鼓掌，才算化干戈為玉帛。可后來我向宕教授確認他是否有大國情結時，他異常堅決地否認道：“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都是完全平等的。”見到我依然困惑不已，他進一步闡釋：“平等不等于平均。有能力的國家、有能力的人，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看來宕教授是“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理論的支持者。人與人之間的先天差異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種族、外貌、智商、身體狀況等方面，但是所有人享受社會資源的權利是平等的，通過自身努力獲得幸福的機會也是平等的。少數人具有的先天優勢叫做天賦，是上天賦予的。而有天賦的人不應該僅把它用來爭取自身的快樂，而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否則就實現不了自己的真正價值，也得不到社會的尊重。對于國家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

矛盾之四：摳門與奉獻。慢慢熟悉了以后，每次在第一工作組開會，幾個老朋友總要在一起吃頓飯，都是Yukins教授買單。有一次聊到我要去華盛頓呆1年，宕教授豪爽地說：“到了華盛頓我請你吃飯。”后來我到了華盛頓都1個多月了，宕教授那邊也沒有邀請我吃飯的跡象。于是我和Yukins教授把他堵在了辦公室。證據確鑿，承諾沒有兌現，宕教授臉上有點掛不住，就忙給自己找臺階說：“飯我是要請的，但你作為年輕人，應該主動給我打電話。”我只好奉命打了電話。到了飯館，他拿起菜單拖著長音說：“今天……既然……是……我……請客……”畢竟來自禮儀之邦，我免不了要客氣一下：“還是我請您吧？”他馬上放下菜單瞪大眼睛追問道：“你真的要請？”“對……我……我……我來請。”“那好，先點個法國蝸牛！”“……”為了把失去的損失奪回來，我再次約他吃飯。他在電話里滿口答應要請客。誰知道到了飯館他又演了這么一出，最后還是我買的單！捏著癟癟的錢包，我算是真正領教了什么叫“鐵公雞”。

在美國的法律圈里混的時間長了，我通過各種渠道總能聽說“國際法協會”（ILI）這個著名的學術和培訓機構。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我這位摳門的老哥兒們竟然已經擔任ILI的主席達41年之久！ILI致力于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法制建設和法律的國際化。他們組織很多學者為非洲、亞洲的欠發達國家做法律咨詢和培訓工作。宕教授1970年開始擔任ILI的第2任主席時，只是象征性地領很少的一點工資，而他所做的有關貿法會以及后面要介紹的其他諸多工作，卻都是義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