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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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

■ 趙曄

政府采購作為現代財政制度的組成部分，近年來獲得了全方位的發展。但原有傳統政府采購的諸多問題，如采購流程繁瑣、審批時間長、透明度不高、信息不對稱等仍然存在，這些問題影響了政府采購效能的有效發揮。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是將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技術優勢嵌入了政府采購全生命周期，既可以彌補傳統采購模式的弊端有效提升采購效率，又有利于監管，為完善現代財政制度提供可能。上世紀90年代，我國就開始了政府采購的信息化建設，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已經進入了全流程電子化采購階段，從未來看，政府采購的數字化轉型將進一步提速。為了加快政府采購的數字化轉型，筆者認為應該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是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技術本身并不是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目標，而是提高政府采購效能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采購的數字化轉型不僅是信息化的范疇，也是政府采購能力建設的范疇，更是復雜的組織管理問題。深化政府采購領域的放管服改革是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和強勁動力。提升服務市場主體水平要成為政府采購領域“放管服”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首先要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參與政府采購活動的權利。弱化對政府采購參與者所有制性質、經營規模、員工數量、資質水平、技術工藝等的限制性規定，加強政府采購透明度的第三方評估。其次要簡化管理流程、賦予采購人更多自主權，保障采購人盡可能便捷地開展政府采購活動。通過提高公開招標數額標準、減少采購方式變更的審批來簡化管理程序，將依法能夠下放采購人的采購權限盡數下放，保障采購人開展政府采購活動的靈活性。最后要創新政府采購監管方式健全監管體系，通過穩定市場主體的監管預期促進政府采購市場良性健康發展。

數字化平臺建設是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主要內容。目前各地都建立了相應的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并涌現出許多優秀的典型。但從我國信息平臺的整體建設情況來看，還存在著建維成本高、服務體驗差等問題，這些問題既不適應“互聯網+”的技術發展趨勢，也難以滿足政府采購制度創新的要求。而政企合作模式通過政府與市場的有效結合，既能夠使得政府獲取更專業化、更高效能的產品和服務，又能夠節省財政資金緩解財政壓力，在數字平臺建設中可以進一步推廣。一方面要通過完善進入退出機制增加社會力量進入的積極性，尤其是要破除“以項目為中心”“以部門為主體”的政策體系的制度限制，建立起多部門橫向聯合、中央地方縱向協調的購買服務新機制。另一方面要增強政府對政企合作的管控能力，政企合作雖然主要是依托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但是對政府在的成本預算、價格約束、服務質量監督以及社會主體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將直接影響服務提供質量。

加強數據治理是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要素支撐。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條件就是數據的共享互通。共享互通就是打破不同部門、不同組織的數據界限，實現部門通、網絡通、數據通、業務通。目前我國政府采購數據主要來自于各個分散的采購人，加之中央與地方之間、部門之間由于協同性的缺乏，數據“條塊分割”現象十分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數據共享互通更是無法實現。此外，集聚在各類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上諸如采購合同、支付記錄等海量數據沒有明確的產權主體，這使得采購數據難以價值轉化。因此。建議在明晰數據產權主體的基礎上，打破采購信息的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實現采購數據的共享和信息的交換，建立多維度的全國政府采購數據庫，并加大數據價值轉化進程。

構建基于大數據的政府采購決策體系是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發展方向。新一代信息技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使得建立基于信息再利用的政府采購決策體系成為可能。通過大數據可以對預算單位行為進行記錄，通過數據變化可以對預算單位或者采購代理機構是否存在問題進行判斷，通過建立基于大數據的評估和預報模型可以預測采購的未來發展趨勢，從而采取相應的對策。這樣就能夠充分挖掘政府采購數據資產的潛在價值，實現智能采購、智能監管、智能服務和智能決策，從而提高政府采購決策的效率，更好地促進采購主體有效履職盡責。同時要注意到，雖然大數據會提高政府采購決策的科學化、智能化水平，但大數據資源也有其局限性，如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或者不確定的信息是難以通過數字化的方式呈現的，因此對于這一點，決策者也要綜合考慮。

[作者系遼寧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本文系“興遼英才計劃”項目“新時代遼寧財政高質量發展研究”（XLYC1807200）階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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