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綠情緣

【鄉情鄉韻】

紅綠情緣

■ 付興奎

他說，在一個地方住久了，會對那里的一切形成習慣性依賴。比如，睡在自己家的床上就能聽到的《軍民大生產》歌曲，出門一抬頭就能看見的縣委辦公樓上毛澤東主席給原華池縣委書記李培福“聯系群眾”的題詞，單位門前廣場的文化雕塑，柔遠河一樣逶迤的環城跑道，器宇軒昂的馬錫五法官培訓大樓。當然，也包括廣場上練得起勁的華池腰鼓，舞臺上手彈三弦腿打竹板表演的南梁說唱，演播大廳里美輪美奐的紅歌舞蹈。五十多年的生活和工作，從小到大的耳濡目染，讓他深深地喜歡上了這個既有歷史底蘊又不缺乏現代氣息的小城。

作為南梁景區的一名行政管理人員，他的職能除了單位的辦公人事管理，偶爾，也會客串導游、解說員和黨課老師的角色。在西北，南梁革命根據地是紅太陽照亮最早的地方，是從1934年陜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一直堅持到全國解放的永遠的紅區，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戰斗過的地方，更是幾代人無限向往的紅色圣地。

單位初創階段，他一邊工作，一邊默默嘗試著去接近腳下這塊不平凡的土地。不管是去延安、照金和馬欄出差，還是到省、市檔案館查閱資料，或者去書店里逛游、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淘貨，只要是與華池陜甘邊革命有關的史料，他都會不加思考地把它買下來。漸漸地，他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隴東政治生態和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建立的歷史背景有了一個相對系統的了解。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也會對習仲勛主持制定的《邊區十大政策》和馬錫五審判方式進行精讀和細讀，作為一名黨史工作者，他希望自己對那一段歷史的了解越精確越好。

疫情封閉期間，他利用在單位值班的機會，獨自去了南梁周圍的所有的紅色景點。在大鳳川軍民大生產基地，與當了十二年義務講解員的王有功先生徹夜長談；在寨子灣劉志丹、習仲勛舊居，幫助守護人員打掃積雪，清理路障；在抗大七分校和列寧小學舊址，把自己還原為一名普通的戰士，一個剛剛接受啟蒙的鄉下孩子。一邊感受著大雪和寒風的肆虐，一邊尋找著久遠歷史的遺存，那段時間，只要閉上眼睛，他就能聽到戰馬嘶鳴的聲音、子彈呼嘯的聲音、群情激奮的聲音。堅強不屈的戰士、兇殘冷酷的敵人、熱情高漲的群眾，他的面前隨時都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景區終于有了單位的樣子。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百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加掛在景區的牌子一天天多了起來，來華池參觀學習的人開始成倍成倍地增加。寂寞了多年的山林重新恢復了曾經的熱鬧，越來越多的人被烈士們的精神所喚醒。

隨著景區管理業務的拓展，他有了更多接觸黨史研究專家和革命后代的機會。通過與他們開展交流，他獲得了許多遺失在民間的紅色記憶。有時候，他感興趣的可能是一支軍隊的來龍去脈和一個人物的命運沉浮；有時候，他關注的可能是一個歷史事件、一次戰役。他會像下圍棋一樣不斷地復盤，又不斷地去摧毀。他會圍繞一個課題去不斷地挖掘和推演，比如，南梁革命根據地為什么能成為幸存的唯一。漸漸地，他的思考開始變成黨政報刊和學術雜志上的研究成果，他被周圍的大中專院校、黨校和行政學院聘請為客座教授和研究員。

蜿蜒的子午嶺仿佛已經在久遠時光里站了很多年，正是這里的復雜地勢和森林屏障，才成就了劉志丹的梢林哲學和習仲勛的《邊區十大政策》。巍峨的紀念碑是對已經逝去的歷史的追憶，也是對未來的啟迪。紀念館內，那些永遠不會老去的文物，隨時都可能把人們帶回彌漫著硝煙的戰場。在南梁，不用翻書，人們隨時都會進入那些驚心動魄的歷史。

完成了一周的工作，他會沿著相反的方向返回縣城里的家。傍晚的葫蘆河像一條金色的緞帶，從他的眼前和身后延伸開來。路邊宣傳牌上的劉志丹、謝子長和習仲勛，像在作戰前的動員報告，又像是為即將出發的戰士送別。轉眼之間，就是因范仲淹和韓琦兩位將軍而得名的二將川，也是劉志丹的南梁游擊隊消滅張廷芝騎兵連的地方，那一仗，不僅打開了南梁游擊戰爭的局面，而且為陜甘邊根據地的創建奠定了群眾基礎。

過了范仲淹父子戍邊的大順城遺址，就是他的伯祖父劉懋功將軍的家鄉劉溝。父親不止一次地教育他們說，爺爺的開國少將是從死人堆里撈出來的，爺爺的功勞再大，那也是爺爺的，我們任何人都不能躺在爺爺的榮譽上吃老本。他說，他沒有，所有劉懋功的子孫都沒有。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就職于甘肅省慶陽市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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