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語言學視角下的新版征求意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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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語言學視角下的新版征求意見稿

■ 王偉

為貫徹落實《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方案》的相關精神，完善我國政府采購法律制度，財政部于2020年12月4日研究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嗣后，財政部根據社會公眾的反饋意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進行了修改與完善，于2022年7月15日再次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新版征求意見稿）。

較之我國現行政府采購法，新版征求意見稿無論在立法體例、整體結構還是在內容設計與安排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在語言的運用方面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為此，筆者在法律語言學的視角下，對新版征求意見稿的立法語言提出修改建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誠望對我國政府采購法的修訂有所裨益。

關于“團體組織”。新版征求意見稿第二條第二款將采購人界定為“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團體組織和其他采購實體”。筆者認為，此處的“團體組織”一詞，并非嚴格的法律概念，其含義難以確定。而在立法中，作為特定法律概念載體的語詞應當保持一致性，既包括本法律文本使用語詞的一致性，也包括本法律文本與既有法律術語的統一性。在我國，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均使用的是“社會團體”這一概念，原因在于“社會團體”是國務院頒發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明確的法律概念，即其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條例所稱社會團體，是指中國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鑒于此，筆者建議，將新版征求意見稿第二條第二款中的“團體組織”修改為“社會團體”。

關于“第三人”。新版征求意見稿第十一條規定，“政府采購參加人包括政府采購當事人和其他參加人。政府采購當事人是指采購人和供應商。其他參加人包括采購人委托的采購代理機構、政府采購評審專家、專業咨詢人員，以及與采購活動有關的第三人等”。應當肯定的是，將政府采購當事人局限于采購人和供應商，把采購代理機構從中剝離出去，這在立法上是一大進步，厘清了采購人與其委托的采購代理機構在法律上的關系。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該條第二款引入了一個“第三人”的概念。眾所周知，我國民事訴訟法上有一個“第三人”的概念，包括有獨立請求權和無獨立請求權兩種類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有權提起訴訟。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雖然沒有獨立請求權，但案件處理結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參加訴訟。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顯然，該條規定在引入“第三人”這個法律概念的同時，將“第三人”的外延及其內涵和權利義務也已表述清楚。然而，反觀新版征求意見稿全文，僅在其第十一條寫上了“第三人”這個名詞，卻并未對“第三人”的含義予以釋明。從其語境上看，表達者的原意應當是，所謂“第三人”是指除采購人委托的采購代理機構、政府采購評審專家、專業咨詢人員以外的，且與采購活動有關的組織和個人，如，相關檢測機構等。筆者認為，出于法律文本表達的嚴謹之考慮，在尚未弄清某個概念的真正含義的情況下，最好不要將這個概念引入法條；如果引入新的法律概念，就應當予以界定。鑒于此，筆者建議，將新版征求意見稿第十一條第二款的最后一句修改為“以及其他與采購活動有關的組織和自然人”；如果用公法的語言來表述，可改為“以及其他與采購活動有關的組織和公民”。

關于等標期。在新版征求意見稿中，等標期一詞最早出現在第四十五條規定中，然而，直到第五十條規定才間接地對等標期這個概念作出界定。筆者認為，應在第一時間對等標期作出界定，即在第四十五條第二款明確，“本法所稱等標期，是指自采購文件開始發出之日至競標人提交競標文件截止之日”，相應地將第五十條規定修改為“采購人應當根據采購項目的復雜程度和供應商準備競標的實際需要，合理設定等標期。等標期一般不得少于二十日。符合特殊情形的，可以適當縮短等標期，但不得少于十日。采用詢價方式采購的，等標期不得少于三個工作日”。同時，為了便于理解和適用，筆者認為，第五十條應當設置第二款，對第一款所稱特殊情形作例示式表述，既對特殊情形作較為詳細的列舉，又采取兜底性規定，對所列具體的特殊情形以外的其他情形加以涵攝，以防具體列舉之遺漏。此外，還需要說明的是，在上述修正意見中，筆者將條文中的“復雜性”改為“復雜程度”，理由是“復雜性”表達的是事物的某種確定性，而后面的“實際需要”指的是事物的某種待定狀態，兩者并不搭配。若將“復雜性”改為表述事物某種待定狀態的“復雜程度”，不僅與“實際需要”相配，而且更切合表達者之本意。

關于法律效力。新版征求意見稿第七十五條第二款規定，“中標、成交、入圍通知書對采購人和中標、成交、入圍供應商均具有法律效力”。筆者建議，將這里的“法律效力”改為“法律約束力”。理由有二：一是盡管人們有時將二者互用，但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來看，“法律效力”與“法律約束力”系屬種關系，也就是說，法律效力包括法律約束力。法律效力包括時間效力、空間效力，以及對人和組織的效力。法律約束力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一種執行力，即人們必須服從法律的規定，必須按照法律的規定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否則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二是該條款后半部分規定，“中標、成交、入圍通知書發出后，采購人違法改變中標、成交、入圍結果的，或者中標、成交、入圍供應商無正當理由放棄中標、成交、入圍項目的，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此處表達的意思即為法律約束力。

關于刑事責任。新版征求意見稿第一百一十條規定，將“在政府采購活動中接受賄賂或者謀取其他不正當利益的”作為評審委員會成員承擔（包括刑事責任在內的）責任的情形之一。在刑事法律之中，接受賄賂即為收受，本條文中使用“接受”一詞不妥，這是其一。其二，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受賄包括收受和索取兩類，索取賄賂的刑事處罰要比收受賄賂重。其三，同樣的，取得其他不當利益的也有兩種情形，一是主動謀取，二是被動接受。因此，“在政府采購活動中接受賄賂或者謀取其他不正當利益的”漏列了索賄和被動接受不正當利益兩種情形，這屬于形式邏輯上的不周延之問題，用語不周延必然會導致條文內容生發歧義，而且用“接受”代替“收受”這一法律專業術語，當屬小詞大用。對此，筆者建議，將該條文修改為“在政府采購活動中收受、索取賄賂，或者接受、謀取其他不正當利益的”。

關于語序不順。新版征求意見稿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采購人應當組織對供應商履約的驗收，根據采購合同確定的驗收標準進行驗收”。筆者建議，該條款改為“采購人應當根據采購合同確定的驗收標準，組織對供應商的履約驗收”。

（作者單位：湖北天成建設工程項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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