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農事”

【文化隨筆】

談“農事”

■ 齊玄江

詩人與農人其實是很隔膜的。農人在田地里忙，詩人站在遠遠的地方看，看著看著就看出“田家樂”來，于是就做起詩來了。

比如，明代詩人高啟詩《看刈禾》就說：“父子俱在田，札札鐮有聲。黃云漸收盡，曠望空郊平。日入負擔歸，謳歌道中行。鳥雀亦群喜，下啄飛且鳴。今有幸稍豐，私廩各已盈?！彼睦镏擂r人的辛苦與心聲。我是干過農活的，干了一天的活本就累得半死，還要挑一百來斤的谷子趕回家，雖說只有二三里的腳程，其絕望心情卻頗似走在“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路上，不知這副重擔何時能挑到家中，哪有心思唱歌呢？宋辛棄疾詩句“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也是說的漂亮話而已。對農人而言，稻子抽穗揚花，很是要防病蟲害的，是不是豐年還早呢。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之《乃粒·稻災》中列舉種稻防災有八種之多。只有顆粒歸倉了，農人的那顆心才能放下。

當然，有人會說，我對詩人的指責是吹毛求疵，因為詩是要營造意境，來源于現實又要高于現實，它不是照搬現實，而是詩化的現實。這誠然也是對的。我們是個詩的國度，眾多優美的詩篇豐富了民族獨特文化，是我們可引以驕傲自豪的。但不可否認，整個社會熱衷于做詩而使我們疏于對事物的精確描述，而對事物精確的描述需要實地調研、記錄，也是邏輯推演的前提?？萍歼M步離不開實證與邏輯推演。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少有的一部比較準確地描述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全書，其地位在中國及世界科技史上都是很高的。但像宋應星這樣的人物在我國歷史上寥若晨星，與眾多詩人相比簡直不成比例，這與我國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也極不相稱。

插秧是農事中最累的活計之一。宋應星說，“耘(拔除稗草)者苦在腰、手，辨在兩眸?！蔽?3歲到生產隊干農活，最怕干的農活就是插秧。

插秧除了要快還講究插種的秧苗有行有路，橫豎都要成一條直線。收割時大人5行、小孩3行，大家一齊往前割，互不干涉。因此，插秧之前，整好的田地放水露出表皮，然后用拖行器橫豎在表皮上畫出方格。熟練的農人拖行時快步如飛，一塊田地很快就畫出整齊的方格，比一些地方用拉線瞄直要快要好得多。畫好的田塊，男人們擔來大媽大嫂拔好、洗凈、捆成把的秧苗，一把把拋擲田中，其中的學問是密度要均勻得當。姑娘小子們排在田頭，撿起秧把依方格插入秧苗，姑娘們插5行，小子們只3行，就這樣也趕不上她們，還常常被“掛對聯”，就是兩邊的人插秧跑到前頭去了，你遠遠落在后面，遙看就像掛了一副對聯。一天下來，腰都快斷了，但大人們總還譏笑說：“小小的年紀，哪里有腰！”

在宋代有一種農具叫秧馬。蘇軾為此寫了首《秧馬歌》，他在引言中說：“予昔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復瓦，以便兩髀。雀躍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只可惜這秧馬到底沒有流傳下來。

宋應星是明代江西南昌府奉新縣北鄉人，可算是我的同鄉，他的《天工開物》關于稻工、水利記錄很全，而關于秧馬無一字記錄，說明秧馬在明代就已失傳了。

種田離不開水。古時靠天吃飯，風調雨順時少，水澇干旱時多。一地守令，不但要會斷獄、收稅，管理地方，還要會求雨。唐宋八大家中，除了王安石，都寫過祈雨文。

韓愈在袁州(今江西宜春)任刺史時寫過《祈雨告仰山文》，其中他向仰山之神禱告說：“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于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彼祁H有幾分儒士不惜身的風采。

蘇東坡求雨更像寫詩了。他任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時，到秦嶺上太白峰道士廟向山神求雨，可是幾經周折，最后只得陪同太守到真興寺去禱告。路上，看見一團烏云在地面低低飄過，他便向烏云禱告，后來果降大雨。蘇軾為此還寫了名篇《喜雨亭記》。

王安石講過“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自然不會去求雨。但他走的是另一途，推行《農田水利法》，還獎勵人民在各地興修水利工程，開墾荒廢田地。只可惜王安石變法失敗，《農田水利法》也有頭無尾。此后，農人還是靠天吃飯，官人還是膜拜求雨。

宋應星《天工開物》之《乃?！に酚涊d了幾種種地汲水的水車，看了后頗親切，因為其中兩架水車是我務農時見過用過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興修水利，修了八萬多座水庫，我們村那一帶也修了三座，種地缺水問題基本解決了。用水車澆地都是水庫照顧不到的高坡地和梯田。后來有了抽水機，這水車也就不用了。

我參加農事活動當是從小時拾稻穗開始。雙搶時節，學校會組織我們這些小學生到一些生產隊的地里拾稻穗。中午或晚上收工時，我們把拾得的稻穗都交給生產隊，然后被分配到隊里各家各戶去吃飯。說實話，我們吃的似乎比拾得的稻穗還要多，不過在當時“顆粒歸倉”的口號召喚下，從沒有人去算這筆賬。放學后如果還早，也會到本村的地里去拾稻穗，拾得的稻穗不再交給生產隊，而是拿回家喂雞喂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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