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

【百味人生】

記憶

■ 齊玄江

十三歲到生產隊務農。

“雙搶”時節，我們穿的是一件厚外套，看上去應該是“夏行秋令”。我們并不像一些宣傳畫畫的農民那樣，頸上掛著一條白毛巾，穿著深色跨欄背心，喜氣洋洋地干著農活。我們就是穿件打滿補丁的厚外套，這外套是上年穿破了來年秋天真不能再穿了，正好補了補當作干農活的工裝。擦汗的白毛巾嘛，根本不可能有，誰家有錢去買那玩意兒。大太陽底下割禾或是插秧，出汗了就用袖口或撩起衣角來擦。半天農活下來，外套能擰出一串串汗水，在溪水里洗一洗，晾在曬衣竿上，吃完午飯午休后出工，外套也早已曬干了。

上初三那年，我參加全縣數理化知識競賽獲得了優勝獎，獎品是兩件藍色的跨欄背心，上面印著“數理化競賽優勝者”的字樣。暑期里，我就穿著這背心去隊里干農活，當然是為了顯擺。面對眾人投來的眼光開始時我還蠻不好意思的，然而，大家的眼光似乎并不是好奇或是譏笑，而是敬重，他們覺得我和他們不是一路人，因此，一些重活累活也并不讓我去干。有人就對我的父親說：“這小子將來一定能考上大學去吃商品糧。”聽了這話我因此也有些得意起來，只是覺得干活穿跨欄背心沒有穿外套方便：一是擦汗沒有了抓頭，汗水常常流入眼睛里澀痛難忍睜不開，只好時不時用手在額頭眼睛臉上囫圇抹一把，把汗水甩落，別人看著我都難受；一是除了穿著背心的地方，上身曬得漆黑，脫下背心來身上倒像是又穿了件白背心。在當時的我看來，這很是難看。

有一次，我挑了近百斤的谷子跟在鄰家方叔的身后。方叔有大脖子病，卻是村里唯一整個夏天上身不穿衣服的漢子，扁擔壓在他肩上，比黑炭還黑的脊背彎成半面弓，肩胛骨一帶被太陽曬得脫了一層皮，汗水在背上流成幾條溝。累了我們用打杵支起擔子歇肩，他從后腰拔出煙桿吸上幾筒旱煙，本就氣喘吁吁的他一口一口地吸著，感覺是那么享受。方叔的這一形象突然給了我猛烈的沖擊，我覺得像他這樣活著實在是太卑微了，感到這輩子怎么也不能當農民，也讓我意識到，我現在穿件跨欄背心向他們顯擺有什么意義呢，如果將來考不上大學離開這個窮山村，我這輩子注定會和方叔一樣挖地球。自此我不再穿跨欄背心，而是重新穿上了外套。整個夏天我都變得很憂郁。

那個時候，我們穿衣不是破的就是舊的。破衣干活時穿，比如干農活、放牛和砍柴火，舊衣是上學時穿。鞋子是涼鞋、解放鞋與布鞋，襪子是布襪。我從不知道穿衣打扮是怎么回事——知道天底下還有穿衣并不是為驅寒保暖而是為了漂亮，還是從腳下的襪子開始的。

我小時穿涼鞋從未穿過襪子，后來到縣城上高中，看見縣城里有許多人穿了涼鞋還穿上襪子，就是那種尼龍襪，薄薄的，有點半透明。這讓我很不解：既是涼鞋，自然是穿上比較涼快，為何還要穿襪子呢？同學之中——自然是城里的，也有穿襪子的。我們那時是住宿的，有一個同學也是鄉下來的，他也買了雙襪子穿上，睡覺時也舍不得脫，從此以后，就覺得他與那些城里的同學一樣，和我們不是來自一個世界的人。這種感覺和看見方叔挑擔的黑背又不一樣：方叔的生活是我要千方百計逃離告別的，而穿涼鞋著襪子的城里人的生活是我千方百計要追求占有的。這小小的差別同樣使我很憂郁。

成長中的憂郁使我形成了自卑的性格，這自卑一直到我上班后幾年才散去。

穿新衣只有等過年。年底快近年關，母親會請宋村的師傅娘來家里裁剪布料做新衣。因為造新安江水庫，宋村的人都是從浙江淳安那一帶移民過來的。師傅娘是個沒有曬過太陽皮膚白皙的中年婦女，人很隨和，她一邊忙著手頭的活計一邊和母親用蹩腳的婺源話交談，說著日子的艱難。適值一年一度到村里要飯的生蟲樹挨家串戶要飯來了。這是一個中年男人，披散著頭發，留一把灰白的胡子，衣著自然是破爛的。他來到門前，敲著一面小銅鑼，唱起了大家都熟悉了的那首歌：“生蟲樹呀，進門來，前山后山打銅鑼。三十六村走個遍，要過的人家不再來。”

母親和師傅娘都笑了，說道：“生蟲樹呀，你來得比候鳥都準時！”生蟲樹也笑了，并不說話。母親拿出半碗米倒在他的要飯袋里。他并不走開，猶豫半天才囁嚅著說，能不能把裁剪下來的廢布料給他些。母親說，這些布料還要留下來納鞋底呢。話是這么說，母親還是挑了幾塊較大的布料給他。我追出去看他到下一家要飯，他的身后跟了不少孩子，都嘻嘻哈哈的，聽他唱歌。不知怎么，生蟲樹的到來，給平淡的村里增添了不少快樂的空氣。

后來，我把生蟲樹寫入我的小說《白胡子老頭》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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