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大數額罰款“新標準”具有比較優(yōu)勢

較大數額罰款“新標準”具有比較優(yōu)勢

■ 曹慶峰

針對較大數額罰款認定在執(zhí)行過程中標準不一、差異較大的問題，財政部于2022年1月印發(fā)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十九條第一款“較大數額罰款”具體適用問題的意見》，對較大數額罰款認定標準統(tǒng)一調整為200萬元以上的罰款，法律、行政法規(guī)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明確規(guī)定相關領域較大數額罰款標準高于200萬元的，從其規(guī)定。

較大數額罰款新認定標準的出臺，解決了舊認定標準在政采禁入與資格準入之間存在矛盾的制度弊端，提升了政府采購法律體系的制度自洽，對優(yōu)化營商環(huán)境、維護政府采購市場秩序、規(guī)范行政執(zhí)法行為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較大數額罰款舊認定標準分析

在中國政府采購網“政府采購嚴重違法失信行為記錄名單”一欄中有這樣一個案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以下簡稱《政府采購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guī)定，A財政局對因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的B供應商處以6萬多元的罰款和1年內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兩項行政處罰。單純從《政府采購法》第七十七條的規(guī)定來看，這兩項獨立的行政處罰并沒有什么問題，但若與政府采購供應商的準入資格聯(lián)系起來看，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問題。

先來梳理相關規(guī)定。一方面，《政府采購法》第七十七條規(guī)定，供應商有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成交等六種情形之一的，處以采購金額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罰款，列入不良行為記錄名單，在1至3年內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分析本條款,一旦供應商符合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成交的法定情形，將被并處罰款和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財政部門則擁有根據案件的不同情形分別處以采購金額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罰款和1至3年內禁止相關供應商參加政府采購活動的自由裁量權，因此，供應商的違法程度越嚴重，罰款越重，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的期限也越長，體現(xiàn)過罰相當的原則。

另一方面，根據《政府采購法》第二十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十九條的規(guī)定，供應商在參加政府采購活動前3年內受到較大數額罰款的就不能參加政府采購活動。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釋義》的規(guī)定，當事人受到的罰款數額達到聽證要求的，即為較大數額罰款。此外，根據《財政機關行政處罰聽證實施辦法》第六條的規(guī)定，財政部作出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等行政處罰的，“較大數額”“較大價值”標準為對公民作出1萬元以上的處罰，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作出10萬元以上的處罰。地方財政部門作出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等行政處罰的，其聽證相關數額標準按照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大常委會或者人民政府的規(guī)定執(zhí)行。

依據A財政局所在省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guī)定，較大數額罰款是指，對非經營活動中公民的違法行為處以罰款或者沒收財產2000元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違法行為處以罰款或者沒收財產2萬元以上；對在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處以罰款或者沒收財產5萬元以上。

對照上述規(guī)定，顯然B供應商受到6萬多元的罰款已屬于較大數額罰款，因此，B供應商受到較大數額罰款行政處罰起3年內就不符合政府采購供應商的準入條件。僅從是否允許參加政府采購活動而言，這與3年內禁止B供應商參加政府采購活動的行政處罰是等價的，因此，當B供應商因政府采購違法行為受到較大數額罰款時，其實就相當于同步受到了3年內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的行政處罰。這就意味著當A財政局對B供應商處以罰款達到較大數額罰款的舊認定標準時，再處以B供應商1年內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的行政處罰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它實際上已經被較大數額罰款這一行政處罰吸收了。但這有違《政府采購法》第七十七條的立法意圖，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問題就出在較大數額罰款的舊認定標準與聽證制度掛鉤，使得較大數額罰款的認定標準過低。因此，為了更好地體現(xiàn)《政府采購法》的立法意圖，對較大數額罰款的認定標準進行調整就很必要了。

較大數額罰款新認定標準的比較優(yōu)勢

更符合《政府采購法》立法意圖。在較大數額罰款新認定標準調整到200萬元以上的標準后，根據《政府采購法》第七十七條的規(guī)定，即便是對供應商處以采購金額千分之十的頂格處罰，其采購標的金額也需要達到2億元，滿足這樣的政府采購項目相對就不多了，供應商因被處以罰款而達到較大數額罰款新認定標準進而接受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這一行政處罰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因此，相對來說就更符合《政府采購法》的立法意圖。特別是對一般的中小企業(yè)而言，他們很難甚至沒有能力承接這樣大額的政府采購項目，因此，較大數額罰款認定標準的調整對中小企業(yè)也是一個利好政策。

有利于與《行政處罰法》保持同向而行。《行政處罰法》是行政處罰領域的基本法，較大數額罰款認定標準的調整更符合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的立法精神。《行政處罰法》第六十三條明確規(guī)定，行政機關擬作出包括較大數額罰款等有關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但《行政處罰法》第六十三條并沒有將限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這一行政處罰列入要求聽證范圍之內，由此推斷限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這一行政處罰要輕于較大數額罰款，現(xiàn)行《政府采購法》中一定期限內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是對供應商限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這一行政處罰的細化。在政府采購領域，因違法行為導致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是供應商受到的最重的行政處罰，按照《行政處罰法》中限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這一行政處罰要輕于較大數額罰款的原則，政府采購領域的罰款金額也不應達到較大數額罰款的認定標準。因此，較大數額罰款認定標準的調整將有利于協(xié)調好與《行政處罰法》的關系，保持同向而行。

較大數額罰款認定標準調整以后，有人擔心會變相降低供應商的違法成本，使得較大數額罰款在實際操作中形同虛設，同時可能誘發(fā)供應商忽視違法違規(guī)行為等問題。筆者認為不必擔心。一方面，在政府采購領域，除了罰款以外還有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這一行政處罰，以此可以彌補較大數額罰款認定標準調整后帶來的罰款這一行政處罰震懾力減弱的影響；另一方面，全社會都在推進信用建設，將罰款等行政處罰作為資信評分項體現(xiàn)在政府采購文件中，通過信用篩選實現(xiàn)供應商的優(yōu)勝劣汰。

（作者單位：浙江省嘉興市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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