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來和李大釗在天津

【歷史風云】

青年周恩來和李大釗在天津

■ 蓋金香

今年是周恩來誕辰125周年，作為一個天津人，我想在周恩來與天津這個大框架下，談談青年周恩來和李大釗在天津的風云際會。

清末民初，天津經歷了曾國藩的吏治整頓、李鴻章的洋務運動、袁世凱的新政改革，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大。民國初建，天津在締造共和、再造共和的政治舞臺上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李大釗和周恩來先后來到天津讀書。

李大釗是北洋法政學堂培養出來的優秀學生，周恩來是南開學校培養出來的優秀學生。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德才兼備，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學生時期就參與政治，畢業后，又都選擇去日本尋求救國救民的道理，十月革命后，都站在時代前列，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天津不僅是新經濟、新教育、新文化的搖籃，更是革命者的搖籃。

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學堂讀書6年（1907-1913），“那時中國北部政治運動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學校為中心”，李大釗作為北洋法政學堂的首屆學生，擅長撰文、熱心政治，被稱為北洋法政學堂的三杰之一，名氣很大。

李大釗天津畢業后雖然去日本了，但是他的文章還在，他的朋友還在，周恩來和天津的愛國學生有接觸，通過他們了解到李大釗的事跡，就對李大釗非常敬仰。

1916年5月，李大釗從日本回到祖國，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向封建勢力展開激烈的戰斗。周恩來此時還是南開學校三年級的學生，當時李大釗的文章發表在《大公報》《甲寅》《青年雜志》《言治》《晨鐘報》《民彝》等進步刊物上，這些報刊周恩來大都讀過。李大釗改造舊中國的決心和激情，激發了周恩來在內的青年的蓬勃朝氣和進取精神。

周恩來南開學校沒畢業時，李大釗回過天津至少兩次，還差一點成為北洋法政學堂的校長，據說還在天津青年中做過講演，反響熱烈。

李大釗對周恩來也有所了解。比如說，李大釗曾參加新亞同盟黨，1917年年初，新亞同盟黨的國內公開組織在北京成立，李大釗等主持相關事宜，這個組織的發起人黃介民曾專門到天津拜訪學生周恩來、常策歐，并將兩人“訂為同志”，把他們視作有共同理想信念的人。

不僅如此，南開學校的在校生周恩來和李大釗還有共同的好朋友于樹德等。于樹德是李大釗的校友兼好友，在天津的學生愛國活動中和李大釗、周恩來先后相識，關系日漸親密。

周恩來南開學校畢業后打算留學日本，當時在大家的心目中，日本學習西方學有所成，到日本去，是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重要途徑。但是家境困難，經費難籌，周恩來的愿望難以實現。這時候，這個周恩來和李大釗的共同好友于樹德資助周恩來300塊大洋，有了這300塊大洋，加上師友及親戚的資助，周恩來的旅日計劃才得以實現。

周恩來赴日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成為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宣言》的那批人。歸國后他很快成為五四運動的先鋒，他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參與創辦覺悟社，帶領天津學生和群眾組織開展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活動。他還曾在獄中為同志講述馬克思主義。

關于《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我們千萬不可小覷。清末民國以來，報紙往往具有“文人辦報”“一人報紙”的特點，有識有才之士通過辦報來傳播自己的思想，往往形成巨大的影響力。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正是這樣一份基本上由周恩來主辦的報紙，《會報》最初是日刊，日發行量最多時達到兩萬份，為“全國的學生會報冠”。《會報》的8個欄目中，《主張》和《時評》是重點，以敢言而聞名，有力地配合了當時的愛國斗爭。

李大釗對天津的愛國運動和黨團組織建設非常關注，曾在覺悟社成立后第五天，接受周恩來的邀請為天津青年講演《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勝利的意義》，并和覺悟社成員們座談，對覺悟社的行動表示大力支持，給出不少好的建議。

五四運動過后，全國掀起了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運動，社會主義思潮在新文化運動中逐漸成為主流。為了進一步探求真理、明確“主義”，周恩來遠赴近代文明的中心——歐洲去求學兼考察，并最終走上共產主義道路。

李大釗和青年周恩來之所以能夠成為革命先驅，與他們曾在天津接受教育接受天津的革命精神哺育有很大關系，他們也因此對天津都有著深厚的感情。青年周恩來和李大釗兩人雖然忙于奔走國是，見面無多，卻神交已久，友誼深厚。其實，正是在學長李大釗的影響下，周恩來、張太雷、于方舟、鄧穎超等一大批天津進步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先驅。

（作者單位：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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