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人工智能技術騰飛

助力人工智能技術騰飛

■ 本報記者 張明柳

不久前發布的“文生視頻”大模型工具Sora掀起了一股人工智能的新風潮。當前，人工智能正處于新一輪技術、應用大爆炸的發展早期，是難得的發展機遇期。發展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各行各業未來的產業升級而言，都具有巨大的戰略意義。那么，該如何推動國內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呢？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們貢獻了不少真知灼見。

“喂飽”數據 AI才能更“聰明”

全國政協委員、知乎CEO周源介紹，截至2023年年底，我國累計發布了200多個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有20多個大模型產品獲批向公眾提供服務。盡管我國在大模型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臨一些挑戰，其中最顯著的問題之一是高質量中文語料資源的短缺。高質量、多樣化、海量的優質公開數據是推動先進大模型發展的最關鍵因素，國內許多從事大模型開發的研究機構和企業在進行模型訓練時，不得不依賴于外文標注數據集、開源數據集，或是爬取網絡數據。

全國政協委員、微博CFO曹菲今年的提案也聚焦在數據流通方面。他了解到，目前國家在數據要素頂層設計上已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各地目前也成立了不少通用型數據交易所，但據統計，超一半數據交易機構處于沉寂期，只有18%機構處于活躍期。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家會計學院教授秦榮生認為，我國數據交易市場處于初始發展階段，面臨數據交易市場分割、交易規模不大等難題，圍繞數據交易產生的爭議也日漸增多。時至今日，全國各地根據自身需要自發性建立了數據交易場所，但尚未建立全國性的數據交易市場。全國各地數據交易場所根據本地的情況制定了自己的交易規則和制度，同一批數據在不同的數據交易市場中交易價格天差地別。

優質數據的獲取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創新應用的推進，也影響了我國在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力。

針對上述難題，周源建議，加快高質量中文數據集的開發與利用。一是要規范數據標注標準。中文數據要素存在數據不完整、標注不一致、數據重復、數據更新等問題，建設標準化、規范化的數據標注方法，有助于加快數據要素的共享、流通與交易。二是要加快探索數據要素交易模式。因缺乏合理的定價機制、明確的供需關系、成熟的商業模式，國產數據集市場影響力及普及度還存在較大差距。由政府引導或相關行業組織牽頭構建有利于數據交易模式創新與合規的新秩序，有助于推動數據交易行業有序發展和健康成長。三是要加大政府主導的公共數據資源開放共享。當前，我國已開始全面部署和推行公共數據開放制度，但公共數據開放仍然存在數據開放利用不充分、不協同、不平衡、不可持續等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恒銀科技董事長江浩然提出，在全國范圍加快建設“多源統一”的公共數據資源庫的建議。他認為，公共數據體量巨大、價值含量高、收集難度大，建議加快數據市場化配置改革，推動建設國家層面統籌的公共數據專業服務平臺，推進不同層級公共數據開放平臺的互聯互通和共享。

曹菲認為，可以考慮由國家委托有關央企或新成立相關企業，針對性地構建數據雙邊交易市場，或指導目前的部分通用型數據交易所轉化為專業的“AI數據交易所”，以有效激勵數據持有方和AI模型或應用公司在數據交易市場進行合法數據交易。

海量數據共享后，監管也要跟上步伐。秦榮生認為，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探索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數據交易市場監管之路，具體包括：構建并實施及時的數據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充分披露交易數據的權屬、來源、質量和數據交易主體資質，還包括披露數據交易違法違規行為的信息，消除數據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營造公開透明的數據交易生態；構建并實施數據交易的按約交付和合規使用監管制度，監督數據供應方按合同約定以及市場標準交付數據，監督購買方在約定的時間、范圍內合規使用數據，形成數據交易全方位的監督機制，保障數據交易各方的權益；構建并實施數據交易合規和風險控制制度，嚴格防范數據交易過程中對個人隱私、企業商業秘密甚至國家安全造成的侵害，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監督檢查的保障機制，確保合法合規進行數據交易。

政府、央國企要帶頭為AI提供“實習”機會

人工智能要落地才能發揮應有效益，先進的人工智能產品也需要在實踐中“大浪淘沙”。

全國政協委員、天娛數科副總經理賀晗提交了《關于加快拓展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應用場景的提案》。賀晗稱，加快拓展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應用場景，對促進人工智能更高水平應用，培育新質生產力，更好支撐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賀晗建議，要鼓勵搭建多層次應用場景供需對接平臺，為市場提供“看得見、摸得著”的應用場景，推動應用場景拓展從“出文件”“給政策”到“建機制”“創機會”轉變。應當鼓勵地方政府、領軍企業、行業協會和專業服務機構搭建全國級、地方級、行業級等多層次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應用場景供需對接平臺，推動各行各業的場景需求方通過平臺面向全社會發布真實業務場景和行業真實需求，征集應用場景需求、市場化項目需求，推動技術供給方公開發布大模型創新應用解決案例，實現技術、模型、數據等資源對接，不斷提升供需匹配效率。推動具有首創性、示范性的標桿場景項目落地，打造標桿性大模型產品和服務。常態化征集、遴選技術創新性強、成熟度高、應用前景廣闊的典型應用案例并公開發布。

無獨有偶，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周鴻祎也表示“場景很重要”。他認為，大模型在垂直領域大有可為，建議政府、央國企率先提供更多應用場景。他認為，企業用大模型不能冒進，而是要用人工智能逐步改造業務，循序漸進，積小勝為大勝。在實踐中要拆分場景具體分析，在業務流程上找準切入點，選擇與大模型成熟能力匹配的業務環節切入，切入點雖小，但縱深推進，對業務影響很大，改造收效更大。“近期，國資委召開中央企業人工智能專題推進會，10家央企率先倡議社會開放應用場景，建議政府和央國企持續提供更多應用場景，為發展垂直化、小型化、低成本的大模型開放更多‘小切口、大縱深’的落地機會，助力百行千業數字化轉型。”周鴻祎說。

推動立法保障AI走“正道”

如果說人工智能是匹良馬，那么在策馬揚鞭的同時，也要適時拉緊“韁繩”。隨著人工智能新業態和模式的不斷涌現，相關法律問題也逐漸浮現，推動立法保障人工智能創新成為兩會代表委員們的共識。

全國人大代表、農工黨中央委員、南昌大學元宇宙研究院院長閔衛東認為，大模型生成的內容有時幾乎可以以假亂真，但其中信息的可信度可能會給社會安全帶來一些風險。目前國際上還沒有對人工智能形成一個安全可靠的機制和體系架構，相關的立法也應該同步進行。

在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鞏富文看來，人工智能技術一經誕生，就暗含著巨大的道德隱憂、倫理缺失、安全風險。且隨著大數據、大模型及高算力的加速迭代，人工智能引發的問題正日益現實化、緊迫化。總的來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遠滯后于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

2023年10月，我國發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率先為世界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思路和中國方案，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人工智能治理領域的具體體現。

對此，鞏富文建議,設立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強化風險治理。他認為，應當以上述倡議為指引，堅持以人為本、智能向善、安全可控、倫理先行，在國家層面設立多部門參與，能快速有效響應、實現敏捷治理的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全面整合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科技倫理審查辦法（試行）等法律法規，形成“中國特色”人工智能倫理指南，建立科技倫理審查及負面清單準入、分級分類管理、協同監管等制度，確保人類“守法”、機器“守德”。同時，始終秉持互利共贏、通力合作，持續加強與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平臺企業等主體的溝通協作，一如既往積極參加推動如RCEP、《布萊奇利宣言》等國際人工智能合作文件的協商出臺，努力成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的倡導者和引領者，人工智能倫理和法律制度的構建者和踐行者。

全國政協委員、金杜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毅介紹，我國近年來陸續針對算法推薦、深度合成等技術制定專門規范，逐步完善我國的算法治理體系。但隨著技術的高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人工智能算法治理更要體現監管智慧和制度優勢，現階段有必要重估新技術帶來的新問題，更新治理思路并反饋在立法、執法等治理實踐中。

張毅認為，當前我國人工智能算法治理存在法律法規效力層級不高、監管機構監管競合、監管真空或失焦、用戶權利難以充分救濟等問題，可從健全算法綜合治理體系、優化監管工具、加強用戶權益保護等方面著手完善。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創始院長連玉明則關注數據權利保護問題，著力推動以“所有權”為重點的數據產權到基于“共享權”的數據權利的法治化進程。連玉明介紹說，我國已有的立法更加重視數據產權保護，特別是新領域新業態知識產權保護和數據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建設。但數據既是信息載體又是生產要素，與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等生產要素不同，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可復制性等特點，這就決定了數據行為規則、數據權利保護不能套用傳統的法治模式。最大程度發揮數據的要素作用，既要解決好以“所有權”為重點的數據產權問題，更要加快完善基于“共享權”的數據權利保護問題，既要“數盡其用”，更要保護數權。“因此，應加大數權立法的理論研究，重點解決數據權屬、形態、公共數據共享機制等關鍵問題；適時啟動《數權法》立法建議稿起草工作，并納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連玉明說。

那么，如何平衡產業發展和監管之間的關系呢？張毅表示，要設置“包容審慎邊界——劃定安全底線”的剛柔并濟路徑。一方面，要逐步明確行政程序規則，讓監管治理成為人工智能安全發展的“穩定器”；另一方面，在全球產業競爭加劇之下，警惕過于強勢的法律干預成為人工智能發展的“緊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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