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安:政府采購需要建一艘現代化的新船

【《政府采購法》頒布十周年特刊】

政府采購需要建一艘現代化的新船

——訪清華大學教授于安

他是我國行政法領域的權威專家，他參與并見證了我國《政府采購法》的起草及頒布實施，他把政府采購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到國家戰略，這十年他的名字與我國政府采購制度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他就是當我們要回顧和梳理《政府采購法》頒布十周年政府采購所走過的歷程時，不能不提到的我國著名行政法學家、清華大學教授——于安。日前，帶著廣大讀者關心的政府采購立法和實踐中的相關問題，《中國政府采購報》總編輯顏曉巖與于安進行了面對面訪談。

【于安的核心觀點】

■2002年《政府采購法》對中國政府采購事業的意義，猶如《憲法》1993修正案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樣重要。

■國家最高立法機關通過《政府采購法》，使體現市場經濟和市場競爭核心要求的制度得到法律的確認、規范和保護。《政府采購法》開創了一個新型的政府采購制度。

■從《政府采購法》的主導性傾向而言，它是生不逢時的——孕育在效率優先的舊環境，成長于科學發展的新時代。

■這種歷史局限性在于法的制定是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下進行的。

■一方面以行政方式體現新發展觀要求，另一方面又要顧及保留舊發展觀因素法律的表面效力，這就是我們日常政府采購工作糾結的根本原因。

■《政府采購法》與行政法有極大的關系，所以，行政法固有的缺陷一定會影響它。

■立法的基本假設，是有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和一個比較規范的政府行為。

■我們看到《招標投標法》沒有能夠有效地遏制腐敗，沒有能夠有效地解決競爭當中的不公平競爭和不正當競爭的問題。

■如果要修訂法，就要按照科學發展觀來確定它的主導思想或者基本取向。

■《政府采購法》是把貫徹政策作為一個從屬性的制度來設計的，也就是說沒有單獨地去設計一個貫徹公共政策的機制。

2001年于安參加政府采購立法國際研討會

2008年于安參加《中國財經報》主辦的政府采購高峰論壇

2010年于安參加《中國政府采購報》創刊慶典

2011年于安參加本報主辦的中國政府采購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學者應有一份責任和擔當

《中國政府采購報》：于老師，您好！在《政府采購法》頒布10周年這樣一個特殊時間再次與您見面，不由得想起了10年前法剛頒布時對您的那次采訪。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您提出了一個很令人振奮的觀點：政府采購事關經濟全局。采訪稿刊發在2002年7月9日《中國財經報•政府采購周刊》上。與這篇稿件同時刊出的還有“于安說法”第一講。

作為《政府采購法》起草顧問小組的成員，您參與并見證了法醞釀和誕生的全過程。能否回憶一下，您是在哪一年加入到顧問小組中的？

于安：1998年新一屆政府開始，隨之產生新一屆立法計劃。按照這個立法計劃，1999年《政府采購法》開始了正式起草工作。起草工作組織規范，分工明確，除了設立了起草領導小組和工作小組外，還設立了顧問小組。從那時起到法出臺，顧問小組的成員有增減調整變化。作為顧問小組的首批成員之一，我一直積極參與各種工作和活動。

《中國政府采購報》：作為起草小組顧問，您都負責哪些工作？

于安：顧問工作是根據起草工作的實際進展需要設置的，通過各種會議的討論、交流來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是主要的工作形式。

《中國政府采購報》：從此前您的學習和研究經歷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法學領域。那么，是什么讓您成為了《政府采購法》顧問小組的成員？

于安：參與行政立法工作的經歷和對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是重要條件。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讀研究生時正好是我國行政立法的準備和起步階段，那時跟隨學校老師獲得了對立法工作的了解和接觸。研究生畢業以后，我成了大學老師。1988年底，我曾被邀參加行政訴訟法的立法準備工作。后來又參與了若干行政性法律和法規的起草準備和研究工作，對全國性立法工作和相關工作機關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

1995年底，我調回北京工作，在學術研究上面臨著是延續過去的老題目還是開辟新領域的問題。當時國外行政法在合同方面有了新發展，國內也開始醞釀和起草《合同法》和《招標投標法》，同時國內政府采購的試點工作有了進展，吸引我進入以行政性合同為主題的新領域。那時有關媒體對上海、河北、重慶和深圳等地的政府采購試點工作給予了關注。這是一個帶點巧遇的選擇。從學術研究上說，雖然過去在做研究生時對行政性合同有所了解，但是進行定向關注和研究是從1995年底開始的。這樣算來在1999年進入《政府采購法》的立法顧問組以前，對行政性合同的定向研究大概有3年左右的學術積累。1999年我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為《招標投標法》公布寫的評論發表在一個中央級報紙的頭版上。

《中國政府采購報》：《政府采購法》從1999年開始起草到最終審議通過的3年時間里，我國舉辦了多次政府采購立法國際研討會。在參與這些研討會的過程中，您最感興趣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于安：那個時候起草工作的內容之一就是舉辦國際研討會。這種研討會舉辦得比較多，一方面說明中國立法的開放度和國際視野，另一方面說明立法是建立在廣泛的交流和研討基礎上的，應該說是科學立法的一個范本。

我參加過若干法律的準備，但是我覺得《政府采購法》的國際開放度非常高。有一個較深的印象是，舉辦國際活動本來期待外國學者能夠比較客觀地發表意見提出建議，但實際上這是不大容易的。因為這些外國專家或多或少地會顧及本國利益得失。盡管我們的立法需要開放，吸取各方所長。但是想要把法制定好，還是要靠自己國家的人。記得有一次，有位同志參加國際研討會后這樣說：“聽中外專家發表意見，發現國家辦好大學很重要，有一批自己的學者對于闡明我國的國家利益有作用。”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難忘懷的。

我自始至終認為，我們應該有一份作為參與者的責任和擔當，有責任用學術話語闡明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法律需求。

立法者踩到了時代的鼓點

《中國政府采購報》：作為研究行政法的學者，您覺得《政府采購法》的最大意義是什么？

于安：2002年《政府采購法》對中國政府采購事業的意義，猶如《憲法》1993修正案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樣重要。

《中國政府采購報》：您把《政府采購法》上升到一個很高的高度。為什么這么講？

于安：政府獲得履行職能所需的貨物、工程和服務，可以有多種方式。比如說過去有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劃撥和行政自制供給、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政征收征用和普通民事采購等方式。但是，集中體現市場體制和競爭機制核心要求的政府采購制度，就是我們現行《政府采購法》規定的制度。因為它用法律規定原則上采購人必須使用競爭方式來授予政府訂單的強制性義務。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普通民事采購原則上實行締約自由自愿，尤其包括在締約方式上的自由，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實行競爭締約的方式和程序。

國家最高立法機關通過《政府采購法》，使體現市場經濟和市場競爭核心要求的制度得到法律的確認、規范和保護。《政府采購法》開創了一個新型的政府采購制度。盡管今后可以有更好的制度設計，但一定不能取代開創者的歷史地位及它的歷史貢獻。所以，從制度沿革史角度來講，我們應當賦予開創性制度以應有的歷史地位。

立法者踩上了時代的鼓點，反映了時代的需要，但是所有開創者都有幼稚病，都帶有發展中的早期問題。要求新生事物具有無可挑剔的完整性，那就等于否定了新生事物的正當性。因為，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在經歷了社會的檢驗后逐步完善成熟的。立法者不是神，立法者不可能把一個法律制度與社會的需求結合得完美無缺。開創性立法者的功績在于其看到了時代的主流和方向。

《政府采購法》先天不足

《中國政府采購報》：您給《政府采購法》這樣的評價，其實是留下了一個伏筆，就是說它的成就也好、問題也罷，跟它當時的社會時代背景以及它的使命都是緊密關聯的。

于安：是的，有很大的關聯度。

《中國政府采購報》：在您看來，2002年至今的10年間，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發展的背景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于安：最重要的變化是，2003年我國提出并實行新的發展觀和新的發展政策。2002年公布的《政府采購法》則是在舊發展觀影響下準備的。因此，就《政府采購法》的主導性傾向而言，它具有先天不足。也就是說孕育在發展觀變革以前，卻出生在一個實行新發展觀念的“新時代”。

《中國政府采購報》：舊的發展觀和新的發展觀的主要不同在哪兒？

于安：從法律政策上說，主要是差別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上。從政治經濟學上說，可能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相互關系問題。

例如，在公共事業的政府作用問題上，根據舊發展觀可能更傾向于用市場辦法減少政府的投入。高等教育是堅持非營利的公益性質，還是實行產業化？科學發展觀出來后，有關部門重申要堅持教育的公益性，產業化的主張慢慢銷聲匿跡了。由于堅持公益性，政府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并在今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許多學校的教師更安心于教學工作，減少了為提高收入從事的兼職工作，從而使公共教育得到更快的發展。這就是一個鮮明的對照。

再比如，另一個重要的公共事業——公共醫療。在科學發展觀提出以前大量地引入了企業的經營方式，損害了公共醫療的公益性。所以在實行新發展觀以后，中央有關部門再次重申了醫療的公益性質。2003年爆發的“非典”公共衛生事件之所以成為提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實踐基礎之一，就是因為當時的傳染病暴露出醫療事業曾經在市場化浪潮中受到了沖擊而不能滿足社會需求。這是一個極大的啟示。

《政府采購法》的歷史局限性，在于它的起草制定工作是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指導下進行的。科學發展觀提出后，政府的職能開始了巨大的變化，政府更多地承擔起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責。

《政府采購法》本來應當更早地進行修訂，但這件事一直沒有做成。目前，一方面要貫徹科學發展觀，另一方面又要顧及體現舊發展觀的法律的效力，這就是我們日常政府采購工作比較糾結的根本原因。

《中國政府采購報》：您提到的其實是法與法的實施之間的沖突，那么這種現象在行政法領域多見嗎？

于安：是的，這是目前行政法律制度發展的普遍性問題。過去人們很少提到行政法的問題。現在實行依法行政，關注行政法的人逐漸多了起來。

《政府采購法》與行政法有極大的關系。所以行政法固有的缺陷一定會影響它。這個固有的缺陷就是行政法與社會的一致性和同步化問題。行政變化很快，而法律的修訂卻比較慢。一方面人們希望法律有穩定性，另一方面立法體制上也缺少相應的機制來保證為行政提供及時充分的法律規范。

歐洲有句著名的法諺叫做“公法易逝，私法常存”。所以，私法可以相對比較穩定，而公法經常要變。究其原因，在于私法實行自治原則，權利義務大多是由當事人自己來決定。但是行政的問題不是這樣的。行政必須遵循他律性規則，實行依法行政原則。行政本身對法律的需求比較多也比較快，而民主性的立法機制卻不能夠完全滿足行政對法律的需要。整個行政法制度都會有這個問題。比如，我們大量的行政性法律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出臺的，按照效率優先的原則進行起草和審議的，在科學發展觀提出來以后，修改的進度卻比較慢。在這種情況下，行政部門就比較困惑，在行政工作依據上容易發生政策與法律的不一致問題。

政府采購水土不服

《中國政府采購報》：現在回想一下，其實《聯合國貿法委貨物、服務和工程采購示范法》也是對我國政府采購產生了深刻影響的一部法。

于安：你說的非常對。該示范法是我國制度設計的重要參考或者說藍本之一。它的本來目的是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在這一問題上各國能夠達到什么程度則另當別論。我國是第一次在法律上引入這樣一種基于市場的理想化制度。但是市場本身的初級性決定了政府采購法律制度的初級性，有問題在所難免。當人們都對它的不足有所失望，覺得它需要被替代時，政府采購浴火重生終結初級階段的時機也就即將到來了。

《中國政府采購報》：政府采購有哪些先天不足呢？

于安：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滿足履行職能采購需求的方式考慮兩個辦法，一個是調撥式的供給，一個是集團式購買的控制。到了市場經濟以后，怎么設計出新的采購制度顯得很迫切。所以，我們沒有固有的傳統，我們需要引進，需要參照別人的經驗，尤其是國際上的示范性文件。

國際文件體現的是國際上達成的共識，但不一定能夠完全適應一個特定國家的情形。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貨物、服務和工程采購示范法》是上世紀90年代的產物，它有兩個特點：一是反映了當時國際上的新自由主義，出發點就是推動貿易自由化。另一個就是它也是一個很基礎性的示范文本。它只是寫下這個制度最值得倡導的東西，核心是倡導貿易自由化，并不一定著眼于特定國家的國內發展。

《政府采購法》規定的制度體系是有重點的，即以招標為中心的合同訂立制度。合同的履行部分、監督和救濟相對比較薄弱。這也是受到了示范法的影響。示范法主要是合同訂立的制度，并沒有提供一個國家采購制度所需要的完整范本。示范法的立法說明明確指出，使用示范法建立本國制度的時候還要根據本國的合同法、行政法去完成其他的部分。所以說現行制度有些不足是先天性的，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當時我們能夠把某一個政府采購的制度鏈安排得更好，就不會是今天這個狀況。比如說，我們本來應當有很好的合同執行制度，但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獨立的合同執行制度。《政府采購法》中最核心的內容有3塊：一個是當事人，一個是采購方式，一個是采購程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采購方式和采購程序，因為這兩塊內容能夠比較集中地體現競爭原則。

《政府采購法》立法時的基本假設不能夠完全成立。假設不能完全成立是這部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種種困難的主要原因。如果設計制度的假設是不存在的，那這個制度本身的可執行性就會受到挑戰，出點兒問題就是很自然的。

《中國政府采購報》：具體是哪些假設不成立呢？

于安：立法的基本假設，是有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和一個比較規范的政府行為。它假設了一個有充分競爭的市場，而目前我們的市場還在建立之中。它很迷信市場的競爭，認為市場可以帶來最合理的價格，可以帶來最廉潔的采購。所以，制度設計非常強調以公開招標為中心。

但問題在于，政府采購競爭制度的設計比較多地依靠《招標投標法》，而《招標投標法》主要是以整頓建筑市場為基礎設計的。我們的《招標投標法》制定的時候主要是為了規范建筑市場，所以，你拿一個主要去規范建筑市場的東西來解決貨物和服務的競爭問題可能就有問題。后來我們又搞了一個適用于貨物和服務的招標投標的規定。但是，在有法的情況下，你很難完全靠行政規定解決問題。

我們看到《招標投標法》沒有能夠有效地遏制腐敗，沒有能夠有效地解決競爭當中的不公平競爭和不正當競爭的問題。所以，對競爭本身的迷信和競爭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政府采購的基礎不牢。

是修改法還是出臺實施細則

《中國政府采購報》：在這10年中，我們能感受到，《政府采購法》跟其他行政法不一樣，它跟市場離得特別近。每天政府采購人拿著《政府采購法》來對照自己的行為是否合法，會不會被投訴。

不知道其他行政方面的法有沒有這么高的使用率。同時，一部法出臺10年后，它的實施細則仍沒有出來，這種情形在法學界常見嗎？

于安：有，但是不常見。《政府采購法》算是其中一個。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一部法運行10年都沒有高端實施細則，而只有低端的，這就說明實施者獲得了巨大的裁量權利。

《中國政府采購報》：為什么會這樣呢？您覺得是因為政府采購執行很難，必須保留很大的空間，還是有別的考量？

于安：我想可能至少有3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們對初步設立的制度很難形成共識，這是全國性實施細則難以出臺的重要原因。因為按照現在的立法慣例來講，如果是達不成共識就很難推出來。除非有特殊需要。因為它是新東西，要求大家形成建立在深刻認識上、能夠克服沖突的共識，是很難達到的。

二是對于共同需要的表達可能也有問題。這部法雖然在出臺前已積累了一定的實踐基礎，但由于全國經濟發展、財政狀況很不平衡，所以各地對法的實施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傳統的采購習慣被打破，就有利益沖突；另一方面采購隊伍是新組建的，所以形成共識的時間會比較長，這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三是政府采購要通過簽訂協議和合同的方式與供應商打交道，但是市場本身并不完備、成熟。政府采購是新的，市場是新的，人是新的，這些加起來就可以回答為什么立法所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此外，或許還有理論準備不夠或者不能讓大家普遍接受、沒有足夠的力量使利益關系得以協調等原因。

《中國政府采購報》：其實，您有個觀點我非常贊成，就是行政法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它需要結合政府的職能轉變作出一系列的調整。

《政府采購法》目前的處境比較尷尬，沒有細則，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執行。在實踐執行中，供應商一旦進行投訴，不會以行政制度作為最大的依據，而會拿法來說事。所以，當前政府采購業界有兩個希望值：一是一步到位，直接修改法；一是希望實施細則早日出臺。但是，若要我選擇，將選擇前者。因為實施細則再怎么細，它都會遵循原來的法律來定，而不能超越原法。

于安：是這樣的。本身這部法就受到這么多現實的挑戰，反映出了這么多問題，如果再在這些問題上做實施細則，改變不了根本性內容。

《中國政府采購報》：從專家角度來看，您是更希望修改《政府采購法》還是趕緊出臺實施細則？如果由您來負責修訂這部法，您會把它設計成什么模樣？

于安：這涉及主次選擇的問題。

首先，如果按我個人的意見來講，那我當然是希望修改這部法。原因在于它的整個立法傾向和科學發展觀是有差距的。科學發展觀更多地強調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講求全面發展，不是以某一個指標，不會把效率強調到不適當的地步。它會更多地考慮某一個效率取向的立法后果。所以，如果要修訂法，就要按照科學發展觀來確定它的主導思想或者基本取向。

其次，如果要搞實施細則，應該對它的基本取向做一個解釋，而不僅僅注重細節。

因為問題不完全在細節而是在整個取向上。如果是把所謂的實施細則關注于一些基本的細小方面，那就有可能使現在的問題進一步加劇，無助于解決《政府采購法》基本取向的問題。

所以，無論是修改法律還是制定實施細則，我自己的中心觀點是，要考慮是不是有利于貫徹科學發展觀，是不是有利于保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換句話說，是不是能克服舊發展觀給政府采購留下的痕跡。

“我們需要一艘現代化的新船”

《中國政府采購報》：前段時間，國務院就節能產品的推廣專門召開了常務會議；財政部也召開了全國節能工作會議，提出今年財政要拿出200多億元大力推廣節能產品，其中專門強調政府采購要加大對節能產品的購買力度。這也就是您一直呼吁的一個觀點，政府采購要體現國家的政策導向。

這10年來，您一直站得很高，把政府采購的作用拔得很高，對此我很是敬佩。但是為什么回到現實中，我們會發現政府采購常常一下子掉在了地上，變得特瑣碎。為什么會有這種落差？

于安：這跟我們的制度設計有關系。《政府采購法》是把貫徹公共政策作為一個從屬性的制度來設計的，也就是說沒有單獨地去設計一個貫徹公共政策的機制。如果要在政府采購中貫徹公共政策，就要給它制度空間，但是我們后來設計的東西都是按照提高采購資金的使用效率進行的，按照效率目標來設計的采購方式、定標方式和采購程序。

從某種程度上講，效率取向的《政府采購法》已經構成了對執行新發展觀的制度性障礙。如果是要貫徹公共政策，就需要從供應商的資格開始，有一系列的要求，對整個體制作出調整。雖然在實踐層面，主管部門在運用行政政策自主權不斷地修正法與主流不相符的地方，但這些畢竟只是行政措施。

《中國政府采購報》：只是小補丁。

于安：對，打的小補丁。打個比方，原來船是泰坦尼克號，它的設計是有問題的，幾個底艙是隔開的，撞壞一個的話，水就進來了，船就開始傾斜。而現在的郵輪變了，底艙是打通的，即使撞壞，也不會傾斜，而且底艙和上艙是隔開的，水不會漫上來。《政府采購法》就像原來的泰坦尼克號，而現在我們需要一艘現代化、信息化的新船，在這個新船上甚至可以停直升飛機。

《中國政府采購報》：不能依賴打補丁。再打補丁價值也已經不大了。

于安：是的。整個船的安全性、先進性需要適應時代的發展。

現在需要一艘新船，因為有很多人都想要乘這艘船，很多方面都需要這個平臺，比如說節能環保、扶持中小企業和欠發達地區、支持自主創新等。

《中國政府采購報》：非常感謝于老師接受我們的專訪！

（本版文字/趙家旺 賈璐）

于安老師的辦公室

萬如意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坐落在法學院和經濟管理學院中間。這樣的布局無獨有偶地與鄧小平總設計師對中國改革開放要求的“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民主法制”相呼應。公管學院里的辦公室大大小小，錯落有致。而409辦公室的主人就是我的博士生導師、行政法專家——于安教授。

導師的辦公室是一間名副其實的書房。能利用的平面都已經有了書，于是沙發上、地上、門背后也陸續地摞起了新的書堆。每次有客人來，他總是要先規整一下其中幾個小書堆，好騰挪出地方讓客人坐。不用說這一屋子的書讓人不由敬畏，就是每次敲門而入前聽到他因專注而不經意的一聲輕輕的“請進”，都會讓任何一位造訪者為自己的打擾而心生抱歉。但是進去之后，就一定會看到他熱情的笑容，緊接著的一定是一句熱情而不失風趣的問候：“啊，萬如意同志好啊，來來來，坐。”如此一來，之前因歉意而生的緊張感頓時被輕松感取代。而離開導師辦公室時，輕輕關門的縫隙中，導師的身影已經回到了之前的伏案姿勢。雖然不忍打擾，但我還是很喜歡去導師的辦公室，因為每次與他聊天都會有收獲。一個個困擾我多時的問題總能在他的談笑風聲中迎刃而解。傳道授業解惑，導師不斷踐行著一名師者的崇高使命。還記得第一次去導師辦公室，被問到對政府采購認識的時候，我欲辨忘言，一時不知從何說起。于是導師就安排我一周之后以演講的形式來談認識。一周之后，他聽完我一個半小時的匯報后，從PPT的第1頁開始逐頁糾正錯誤，直到深夜才結束。現在，每當我有新的認識，導師都還堅持先聽我說，再幫我解惑。有一次他對我解釋道：“你看啊，寫文章的話，表面上看都能像回事，但是真要是上臺去講一講，問題就會暴露出來。但凡有稍微講不清楚的地方，一定就是理解不夠的地方。”我想這也許就是孔子所謂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教育吧。

當時決心跟隨導師攻讀博士，可以說我是慕名而去的。所慕之名有兩方面。首先就是學術之盛名，其次則是早已在同學中遠播的威名。公管學院的學生都知道于老師很嚴格。學生作業，他都仔細批閱，有錯必糾，從不含糊。再花哨的演講和圖表也抵擋不住他一針見血的提問。所以，在面對于老師參加的考核答辯時，同學們無一敢掉以輕心。但也正是這個威名，敦促著我在求學之路上要把“嚴字當頭”的清華學風銘記于心，須臾不離。

當然，去導師辦公室有時還有更有意思的契機。比如導師偶爾也會到博士生辦公室來逗趣地對我說：“萬如意同志，有空嗎？有空的話，我們來殺盤棋啊。”我剛開始下圍棋的時候下得很慢，總是要盤算死活。后來導師逐漸教我：“除了看死活之外，更要看大小，要把眼界打開，要心中有全局。局限在人生的某個階段看，很多事情會因為就在眼前而被放大。資格考試、出國進修、攻讀博士，乃至以后從事某項工作，都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而已。如果能夠豁達一些，減少不必要的局部糾纏，放下眼前看似非爭不可的爭奪。看遠些，看大些，不急功近利，就能踏踏實實地發展。”自從明白了這個道理，我下棋也逐漸快了。但是當眼睛總盯著棋盤空白處的時候，卻又出現了急于抽身局部糾纏的情況。導師又開始教導我：“發展必須要有根基，如果東挖一塊，西圈一塊，看似熱鬧，但到后期被掘了根基，就滿盤盡輸，曾經的風采就如曇花一現。做學問寫文章也是如此，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樣才能穩健地發展。”這盤棋雖然又輸了，但是這一席話卻讓我醍醐灌頂。一則要看得遠，二則要站得實。這不正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與清華校歌中的“器識為先，文藝其從”之間的辯證關系嘛！像這樣方便善巧的點撥，都在不經意間春風化雨了。

這個夏天，我就要遠渡重洋進修一年。這一年里，我會想念導師，也會懷念導師的這間辦公室。當然，更重要的是要記著在這間辦公室里，導師曾經對我的諄諄教導。

【學術成果】

于安曾在《中國社會科學》等期刊和書籍上發表論文50多篇，在《人民日報》等中央級報紙上發表文章100多篇，出版的獨立編著、主編和參與編寫的著作30多部。應中央有關部門邀請，參與《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條例》、《行政復議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政府采購法》、《緊急狀態法》、《西部開發促進法》、《電信法》等法律法規的起草研究工作。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起草小組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法》起草小組顧問。

1.2001年6月，出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一書，上半部分介紹政府采購立法概況和研究重要問題的文章，下半部分匯編了我國現行有效的關于政府采購的法律、法規及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提出的政府采購立法示范法。

2.2002年，在《中國財經報•政府采購周刊》開設《于安說法》欄目，及時地對《政府采購法》進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度解讀。

3.2002年2月，提出在國債資金使用上必須引入政府采購制度。

4.2002年7月，在《政府采購事關經濟全局》中提出政府采購對經濟增長和經濟體制有著全局性的影響，在政府采購界引起極大反響。

5.2007年，在《采購規模事關制度興亡》中提出擴大政府采購規模是關乎政府采購制度興亡的重要問題。

6.2007年4月，提出《招標投標法》與《政府采購法》不宜合并，因《招標投標法》比《政府采購法》適用范圍廣。

7.2008年2月，呼吁政府采購在執行社會政策上做出新成績。

8.2009年7月，《政府采購要開啟一個新時代》提出政府采購與普通商業買賣的規則是否存在區別是法律要解決的前提性問題。新時期應將政府采購推動科學發展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功能放在第一位。

9.2011年2月，《政府采購市場建設不能失衡》，認為政府采購市場存在失衡的問題，一方面，對采購人的采購決策機制以及整個采購決策過程缺乏足夠的約束；另一方面，跟供應商打交道過程中商業慣例的形成、積累和總結不夠。

10.2011年4月，《采購法實施條例制定可借鑒<示范法>》, 提出擬議中的《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應考慮借鑒新修訂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公共采購示范法》中的部分內容，從而在《政府采購法》的基本原則框架下，制定符合我國科學發展觀所需的延伸性規定或擴大性解釋。

11.2012年2月，出版《政府采購方法與實務》一書， 通過引用大量生動、鮮活的案例, 向公務員呈現我國政府采購制度的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發展的趨勢。（賈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