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比金貴”的故事該結束了——對招標文件無規收費的調查

“紙比金貴”的故事該結束了

——對招標文件無規收費的調查

■ 本報記者 周琳娜

“一份招標文件2000塊，投標活動還沒開始，招標方光賣招標文件就賣了快150萬。”在一政府采購業務交流群中，某項目的高價招標文件讓人紛紛感嘆“紙比金貴”。

關于招標文件，雖然政府采購相關法律法規中并未提出，未購買者不許投標，但實踐中，供應商在參與投標前首先要做的準備工作即是獲取招標文件，某種程度上來講，它已儼然成為政府采購的“敲門磚”。

那么，各地是如何讓供應商獲得招標文件這塊“敲門磚”的？這塊“敲門磚”該不該用以出售？如果可以出售，應怎樣定價？針對這些問題，記者進行了調查和采訪。

歷史淵源

招標文件為何要出售？解答這一問題之前，不妨追溯一下招標文件的歷史。

時至今日，已很少有人能說出我國第一份招標文件的名稱，但熟悉政府采購和工程項目招投標領域的人都知道，我國早期工程項目的招標文件大多翻譯自世行的招標文件模板，按照世行模板的要求，供應商需要為招標文件支付一定數額的貨幣，用以彌補采購方在編制招標文件或組織采購活動時發生的成本。

“事實上，早期工程項目的招標文件附帶一些設計圖紙等資料，成本的確很高，所以賣得貴。”海南菲迪克招標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彭時明告訴記者，“但后來圖紙不需要了，出售招標文件卻被當成了行業規則，這一規則也在隨后實施的政府采購領域中得以延用。”

延用規則合不合理，似乎很少有人去考慮。不過記者了解到，過去招標文件收費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開評標場地問題，大部分采購代理機構需要去賓館等地方租用場地，開展供應商答疑、專家評審等活動，這一部分費用高，采購方往往希望通過出售招標文件收回成本。

然而，在圖紙、場地等問題幾乎不復存在后，采購方為何依然要出售招標文件？對此，彭時明猜測實踐中可能存在三點原因：根本不清楚出售的目的、作為一項收益來源、淘汰不具誠意和實力的供應商。“其實在第三點上，出售招標文件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反而可能變成阻擋有實力供應商投標的圍墻。”彭時明說。

價格現狀

某業內人士向記者介紹，早期招標文件的售價動輒上千，數額高低大多與具體項目的標的有關。為規范收費行為，于2004年9月施行的《政府采購貨物和服務招標投標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招標文件售價應當按照彌補招標文件印刷成本費用的原則確定，不得以盈利為目的，不得以招標采購金額作為確定招標文件售價依據。同時，于2012年2月施行的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明確：招標人發售資格預審文件、招標文件收取的費用應當限于補償印刷、郵寄的成本支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

上述規定對招標文件的收費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但具體數額標準尚未明確。而記者通過梳理發現，當前招標文件的價格一般在200元－500元之間，因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水平而異，且同一地區，集中采購機構和社會代理機構的收費標準也不盡相同。

例如在天津，市級政府采購中心的收費標準大多為200元/份，社會代理機構的標準則普遍在100元－500元之間；在廣東，省級采購中心的收費標準普遍為150元/份，社會代理機構的標準則略高一籌。

同時記者還發現，在江蘇、山東、四川等地，所有公眾均可從當地政府采購網上免費下載招標文件。在了解完招標文件上的信息后，供應商如對由當地集采機構實施的項目有投標意向，不需要再購買招標文件；對由社會代理機構代理的項目有意向，則一般需先花費150元-500元購買招標文件。

那么，以上價格由誰來定？定價標準如何？已廢止的《招標代理服務收費管理暫行辦法》第九條第二款指出：出售招標文件可以收取編制成本費,具體定價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價格主管部門按照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原則制定。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采購中心法律顧問沈德能告訴記者，許多地方由物價部門給出指導價，“有物價部門定價的地方，招標文件的售價普遍為兩三百元，沒有物價部門定價的地方，一份招標文件賣到5000元甚至是8000元的現象時有發生。”

至于定價標準，記者從某社會代理機構的收費標準中看到，該代理機構將招標文件的售價分為四檔：項目暫估金額≤10萬元的，招標文件費為100元；10萬元＜金額≤50萬元的，招標文件為300元；50萬元＜金額≤100萬元的，招標文件費為500元；金額＞100萬元的，招標文件費為1000元。由此可見，1000元是該代理機構招標文件售價的上限。

定價依據

招標文件該不該收費？大部分接受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單純收點印制成本是可以的。但也有代理機構相關負責人認為，招標文件的成本不應僅包括印刷成本，還應包括代理機構在編制招標文件過程中發生的咨詢、調研等費用。

而在某資深業內人士看來，招標文件該不該收費，要考慮的問題是，編制并向潛在供應商提供招標文件是否屬于代理服務的范疇，其發生成本是否已囊括在代理服務費之內。

“實際上，在委托代理協議沒有明確這些問題的情況下，實踐約定俗成的做法是把兩者相剝離，即在向采購人（有的是向中標供應商）收取代理服務費的同時，還靠賣招標文件創造點收入，兩頭通吃。”上述資深業內人士說，“畢竟，制作和提供招標文件的過程會發生一定成本，代理機構自然不愿意自掏腰包，收點費用彌補成本似乎合情合理。”但該業內人士同時指出，關鍵問題在于收多少合適，印制成本還好，其余如場地、調研等方面的成本，顯然應列入代理服務費范疇。

記者通過采訪還了解到，實踐中，招標方往往掌握著“定價權”，如果缺乏制度和標準約束，即使這種權利不是行政審批，也容易形成事實上的市場準入門檻，造成交易成本的提高。

因此，與上述資深業內人士觀點類似，彭時明的意見是：要么酌情收點兒基本成本，要么將其打包在代理服務費中。而沈德能則直截了當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就應該一刀切——免費。他給出的理由是，編制招標文件是代理機構必須做的工作之一，代理機構在項目招標完成后依法收取了代理費，而代理費就包含了編制招標文件的費用，單獨收取招標文件費屬于重復收費。“當然，這是理論上的‘天理’。”沈德能笑言。

其實，在電子化采購加速發展的今天，獲取招標文件已具備了零成本的條件，許多地區的集采機構也都取消了收費。“雖然社會代理機構的屬性不同于集采機構，但也完全具備零成本提供的條件，即使技術手段不允許，也絕不應該把出售招標文件變成斂財工具。”上述業內人士評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