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生存無關的生活是偽生活

【文學自由談】

與生存無關的生活是偽生活

■ 紅柯

我是職業教師，業余作者，給學生開的幾門課中有《文學與人生》《文學與體驗》兩門課。

《文學與人生》志在拉近文學與人生的距離，眾聲喧嘩的后邊文學與人生漸行漸遠，這也是我崇尚魯迅的原因，直面現實直面人生應該是文學的前提。《文學與體驗》則是針對虛擬化。

當年我西上天山，原因之一就是大三購得上海書店的民國版斯文赫定《亞洲腹地旅行記》，讀了大量的西方探險家在新疆的考察探險著作，斯文赫定、斯坦因、普爾熱瓦爾斯基到新疆一待就是十年八年，甚至終身不婚。李希霍芬走遍大半個中國，說了一句有名的話：中國讀書人很多，就是對野外考察不感興趣。讀書人永遠在書齋里，在書本里。

學術靠研究，創作靠體驗，生活體驗、生命體驗、靈魂與精神體驗，都是腳走出來的。好多年前韓少功說過，哲學是體驗出來的不是研究出來的。不要說創作，人文學科的學術也關乎實地考察與體驗。次生生命就元氣不足。

大學時，在中國古典文學以外大量讀歐美文學、西方現代派文學，不經意間讀到了古波斯詩人的書，薩迪說：“一個詩人應該前三十年漫游天下，后三十年寫詩。”大學畢業，我西上天山10年，居寶雞10年，居西安12年，30多年間沿天山—祁連山—秦嶺絲綢之路古道奔波，志在打通西域與關中，目前已完成“天山—關中絲綢之路系列”長篇12部、中篇35部、短片90篇、散文200多篇。

柳青說過，文學60年一個單元，就是說要用一生來從事這項事業。文學需要笨功夫。《西去的騎手》最初是我大二時從文史資料讀到兩千多字的材料，西上天山實際考察，寫出初稿，直到2001年《收獲》發表，前后10多年。《生命樹》與《太陽深處的火焰》，最初則是1988年在新疆時讀到的哈薩克生命樹創世神話，帶學生實習穿越沙漠戈壁無數次碰到大漠紅柳，2000年參加中青社“走馬黃河”活動，考察黃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間藝術，剪紙與皮影藝術點燃了生命樹神話和大漠紅柳，直到2010年2015年完成了長篇《生命樹》與《太陽深處的火焰》。文學的這種笨功夫不是走馬觀花圖熱鬧。當年在新疆，新疆文學界有個說法：走邊疆最好把戶口辦過來，把工作關系辦過來。熱愛一個地方，就在那里生存，扎根，血肉相連，身份證戶口工資關系全遷過去。與生存無關的生活是偽生活，不可能結出好果子。

我的大學四年發表過小說散文，但以詩歌為主。抒情小詩以外，對聶魯達、惠特曼印象特別深。到新疆也是以詩為主。1986年秋天我到新疆，1988年發表最后一首詩停止創作，適應西域大漠的環境，成為一個新疆人。1990年轉向小說創作。新疆10年漫游天山南北，搜集各民族資料，相當于田野考察。新聞結束的地方也是小說開始的地方。距離產生美，在新疆我寫陜西，回陜西我寫新疆。我寫過一篇文章《兩種目光尋求故鄉》。賀紹俊老師給我的新作《太陽深處的火焰》寫的評論《陜西與新疆的熱戀》大受歡迎。

我曾說我會“不由自主地從天山望故鄉關中，又從關中回視天山，對比中尋找生命的暗道”。對我而言，文學的“秘密通道”就是打通“天山—關中”，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絲綢之路——人類的大地之歌》，西域10年讓我明白土地與大地的區別，我專門寫了文章《從土地到大地》，土地都是莊稼地，大地包括莊稼地草原大漠戈壁，這種遼闊的空間會使人的心靈與精神大徹大悟，使人心人性神性融為一體，人與萬物融為一體，也就是先秦那個大時代天地人共生共榮的原初生命意識。元氣、大氣、精氣是要有空間感的。卡夫卡的《地洞》在我看來恰好是對人類原初生命力的逆襲。大二時，我從《外國現代派作品選》里讀《地洞》時，噩夢不斷，那種壓抑窒息我都不敢蓋被子，后來我走向西域大漠就是因為這種《地洞》式的恐懼。我所有的天山絲路小說都是朝《地洞》的反面狂奔。泰納的觀點，藝術的三要素：時代、地域、種族。作家的主體性是有限的。我西上天山志在成為一個詩人，西域大漠卻讓我成為小說家。新疆是四大文明交匯地，也就是巴赫金強調的“對話”與“復調”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巴赫金與他研究的對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曾流放中亞大草原，正是這種多民族多文明交融之地才是人類精神世界“對話”“復調”的前提。回陜西20年間，這種多文明多民族化的“對話”“復調”越來越強烈。

我的小說如《西去的騎手》《生命樹》等作品都有著一定的詩性和哲理性，到《喀拉布風暴》開始則著重關注愛情了。去年我出版的散文集作品里熔鑄了很多對歷史文化的思考，我的創作逐漸具體了。剛開始是下意識，比如神話。1998年《小說家》全國中篇擂臺賽發表《金色的阿爾泰》，南帆、耿占春、張新穎三位評委一致認為這是羊皮紙年代的神話寫作，我才恍然大悟。幾年后有位專家寫《紅柯小說中的無名現象》，又讓我一驚，我的天山小說大都是“老人”“小孩”“男人”“女人”或者“老王”“老金”。西域大漠，人為貴，陌生人立馬成知己。奎屯10年，奎屯市2萬人口，寶雞10年，寶雞市人口50萬，到西安人口上千萬，但我依然喜歡人，南郊小寨人山人海，擁擠吵鬧中有生命之大美，都是天山大漠青春黃金年代打造的底色，人心人性直奔人的神性，而這種神性源自邊遠荒漠，完全逆襲現代派文學的孤獨變態絕望，是另一種人類亙古以來的地老天荒的大孤獨大絕望，沙漠火焰照亮烘烤出來的大寂寞，從而捕捉人生微妙幽暗的光明瞬間。我相信任何從大漠來的人都會認為人生最大的事情不是生死而是幸福與快樂。

我的小說總是更為關注人與自然，人與生命的關系，更關注人類“精神家園”的建立和探索，但這個時代人與自然、人與精神家園的距離好像是越來越遠，這就是每個作家寫作的“暗道”。在西域大漠，在絕境中最大的體驗是人的渺小與生命的無助，一棵草一棵樹都與自己相關，包括石頭沙子陽光空氣。天山腳下讀了那么多各民族的神話史詩歌謠之后，我買到了史懷則的《敬畏生命》，徹底地從生活體驗走向生命體驗，心靈與精神體驗，從那時起就有了萬物與人共榮一體的意識。曹文軒老師說紅柯是中國作家中很少寫風景的作家之一，后來有學者發現我小說中的風景不再是背景而是主體。也有學者認為紅柯小說擺脫了人類中心主義，這也是我一直堅持與捍衛的，仁者榮，天地萬物于一體，人與萬物共榮。

—紅柯—

原名楊宏科。1962年6月出生。陜西省岐山縣鳳鳴鎮人，畢業于陜西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1986年遠走新疆，生活10年。199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先后獲得首屆馮牧文學獎、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九屆莊重文文學獎、首屆中國小說學會長篇小說獎等多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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