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建筑學宗師梁思成

知大師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二十一

一代建筑學宗師梁思成

費正清：“無論疾病還是艱難的生活都無損于他們對自己的開創性研究工作的熱情。”

李約瑟：他是研究“中國建筑歷史的宗師”。

1937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迎來了他們人生中最輝煌的一刻，他們發現了夢寐以求的唐代木構建筑——五臺山佛光寺。

唐代建筑藝術是中國建筑發展的一次高峰，日本人曾斷言，中國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構建筑，要看唐制木構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去。

一日，梁思成偶然看到一本畫冊《敦煌石窟圖錄》，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實地拍攝的。在這本書中，有一張唐代壁畫“五臺山圖”，繪制了佛教圣地五臺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座寺廟的名字。其中一座“大佛光之寺”，讓梁思成看到了發現唐代建筑的希望。

1937年6月26日黃昏時分，梁思成林徽因一行終于在五臺山一個人煙稀少的村落附近找到了佛光寺。

“這是我們這些年的搜尋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構建筑。不僅如此，在這同一座大殿里，我們找到了唐朝的繪畫、唐朝的書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個別地說，它們是稀世之珍，加在一起它們更是獨一無二的。” 多少年之后，梁思成在《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筑》一文中仍難以掩飾他的興奮。

梁思成，梁啟超長子，1901年生于日本東京。辛亥革命后，隨父母從日本回國，1923年畢業于清華學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共赴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梁思成后來回憶說：“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林徽因時，她剛從英國回來，在交談中，她說到以后要學建筑，我當時連建筑是什么都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合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建筑這個專業。”留學期間，梁思成進了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只好進了美術系，但她還是選修了建筑系的所有課程，并最終成為我國第一位女建筑師。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建筑史教授古米爾對中國建筑史很感興趣，并向梁思成詢問有關情況。梁思成這才發現中國建筑史的研究是一片空白。他只能回答說：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建筑從來就不是一門藝術，頂多只是一些工匠們的手藝活而已。事實上，在學習古代建筑史時，梁思成就發現，許多書籍都以歐洲中心論的觀點記述著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的建筑史，而中國古代建筑史卻沒有獲得相應的地位，這令他頗感落寞。

恰好在這時，梁啟超把一本新近發現并重新校印的古書寄給梁思成。在扉頁上梁啟超寫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這本書叫《營造法式》，作者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誡，著于公元1100年。盡管里面有太多的術語無法讀懂，但古人的智慧令梁思成驚嘆，并由此定下了研究中國建筑史的志向。

1928年3月， 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華的中國總領事館舉行婚禮。之后赴歐洲參觀古建筑，8月回國后，在沈陽東北大學任教，創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筑學系。

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后，梁思成于1931年回到北平，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工作，出任法式部主任，正式開始對中國古建筑的研究，也開始了漫長的尋找古建筑之旅。

從1932年到1937年6年間，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跡遍及河北、陜西、山西等地，測繪整理了200多組分布于各地的建筑群，完全測繪圖稿1898張，留下了一套研究中國建筑的科學完備的稀世珍寶。

在調研建筑的過程中，梁思成稱呼林徽因是“標尺”，因為林徽因常常作為參照物出現在建筑照片上，而測繪時，梁思成大多是爬在屋梁上，所以林徽因叫他“梁上君子”。

就在他們發現大佛寺幾天后，盧溝橋事件爆發。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婦攜帶兩個孩子和孩子的外婆，與清華大學教授金岳霖及另外兩位教授走出了自己的住所——北總布胡同三號院大門。

正如梁從誡在許多年后所說，“我的父母也許沒有料到，這一走就是九年，此時他們都年輕、健康、漂亮，回來時卻都成了蒼老、衰弱的病人”。

幾經輾轉，他們總算到達長沙。然而長沙也不是世外桃源，不久，梁思成一家即遭到了敵機炸彈的猛烈襲擊。12月8日，在一個陰風陣陣，星光慘淡的黎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又搭乘一輛超載的大巴車向蒼茫的西南邊陲重鎮——昆明奔去。經歷了四十余天的顛簸動蕩，一家人穿山越嶺，歷盡艱難困苦，終于在1938年1月到達昆明。

盡管前線依然炮聲隆隆，戰火不絕，此時的梁思成卻感到有必要把已解體的中國營造學社重新組織起來，唯如此，方不辜負自己與同事的青春年華，以及老社長朱啟鈐的臨別囑托。于是，在風雨迷蒙的西南之地，中國營造學社的牌子又掛了起來，梁思成和同仁們開始了在西南的古建考察，而這也成為他們最后的一次旅行考察。

1940年冬梁思成一家與中國營造社遷往四川李莊，這是一個非常偏僻貧困的小鎮，不通電，不通車，全鎮沒有一家醫院。林徽因此前已經得了肺結核，一到李莊就發作病倒了，梁思成只好自己給林徽因打針，學會了肌肉注射和靜脈注射。

就是在這樣的艱難困苦中，1944年抗戰勝利前夕，梁思成在李莊完成了《中國建筑史》的書稿；兩年后，又完成了英文版的《圖像中國建筑史》。

美國學者費正清回憶說：“二戰”中，我們在中國的西部再度重逢，他們卻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但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于學術。當時林徽因身患肺結核，梁思成則因為青年時代一次車禍的后遺癥而導致脊椎受傷。然而，無論疾病還是艱難的生活都無損于他們對自己的開創性研究工作的熱情。專事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則稱：梁思成是研究“中國建筑歷史的宗師”。

1946年，梁思成赴美國講學，受聘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并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建筑師。他因在中國古代建筑研究上做出的杰出貢獻，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同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筑系。

新中國成立，梁思成主持參與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等作品的設計，并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護。

1972年1月9日黎明，一代建筑學宗師梁思成溘然長逝。

“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五十年后會有人后悔的。”這樣的痛實實在在浸入了梁思成的血脈，也時時刻刻震撼著后人的心靈。

（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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