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門之后曾昭掄

知大師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二十三

豪門之后曾昭掄

費孝通：“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邊幅可修。曾昭掄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學里邊，沒有這樣的人在那里拼命，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

唐敖慶：“在做人、處世、做學問方面給我影響最大的，當首推曾昭掄教授。”

“他高度近視，但查資料的速度卻十分驚人。只見他小跑一樣在書架叢中穿梭，很快抱出一摞書，摘完后又快速歸還原處，馬上又抱出一摞。蠅頭小字在卡片和筆記本上記得密密麻麻，不少地方還貼上小紙條，精心寫著補充或注釋。無論是刮風或下雨，嚴冬或酷暑，總見他穿得比常人少，戴頂褪色的舊帽，腳趾頭露在鞋外，斜扣著衣扣，提著個舊書包，專心致志地做學問。”提及1958年后他到武漢大學執教時的情形，他的助手劉基萬許多年后仍記憶猶新。

他是曾昭掄，我國著名化學家，我國化學學科的開拓者之一。

曾昭掄，字叔偉，1899年生于湖南湘鄉，曾國藩之弟曾國潢的曾孫。1920年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后赴美留學，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化學工程，1926年完成博士論文并取得學位回國，任中央大學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應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劉樹杞之邀，任北大化學系教授、系主任。

費孝通回憶：“他為這個學科費盡心力，像一個媽媽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在我國把實驗室辦到大學里邊，據說他是第一個。通過實際獲得科學知識，他解決了這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1937年抗戰爆發，長沙臨時大學成立，曾昭掄趕往長沙。翌年初，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曾昭掄與聞一多等教授是旅行團輔導團成員。為了旅行方便，旅行團成員大都身著短裝，曾昭掄卻與中文系的夫子們一樣，同屬“長衫黨”，身上的一件灰色長衫，后下襟總是沾著厚厚的泥漿。曾昭掄深得曾氏家族循規蹈矩、從不取巧的務實遺風，在路上行走，他總是沿公路大道，從不抄小道走近路。過黔西“二十四盤”山路時，所有人均走小路，呼啦啦瞬間而下。曾昭掄卻仍沿著公路，不偏不離地踽踽獨行，比別人下山多花上十幾倍的時間。

唐敖慶回憶：“每天早晨，當我們披著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時，天才放亮。這時遠遠看見曾昭掄教授已經坐在路邊的公里標記石碑上寫日記了。等我們趕上來后，他又和我們一起趕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來，他至少比我們早起一兩個小時。”

在西南聯大，曾昭掄是化學系開課最多的教師。在李鐘湘的記憶中，曾教授不僅是一個優秀的化學專業教授，而且還是一位國際形勢分析家，他在《西南聯大始末記》中寫道：“曾昭掄教授講授有機化學、無機工業化學，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筆千言，有求必應，對軍事學也有特別研究，整年一襲藍布長衫，一雙破皮鞋。有一次公開演講，他推斷當時歐洲戰場盟軍登陸地點和時間，深得某盟軍軍事專家的推許。后來盟軍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登陸的時間與曾教授的推斷僅差兩天，而地點則完全相同。”

曾昭掄還熱衷旅行。1941年3月，滇緬公路開通后，曾昭掄由昆明到滇區邊境實地考察。雖然只有十多天時間，但正如他在游記中提到的，“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記，差不多每幾公里都有筆記記下來”。他的《緬邊日記》就是這次旅行的成果，1941年出版，收入巴金主編的“文化生活叢刊”。

曾昭掄有著旺盛的求知欲，研究問題經常達到忘我的地步。據說，一次家人久等不見他回來，出去一找，卻見他對著電線桿興致勃勃地講話，大約是在研究上有了什么新的發現。還有一次，他離開實驗室時，天下著雨，他明明夾著雨傘，由于腦中思考著問題，便一直淋著雨走，全然不覺。

何兆武回憶：“曾先生這個人非常有個性，藍布大褂總是破破爛爛，趿拉著兩只布鞋，不刮胡子，頭發也挺亂。聯大有些先生是穿西服的，比如經濟系主任陳岱孫，雖然生活很困苦，可是陳先生永遠西裝筆挺，頭發梳得一絲都不亂。曾先生恰恰相反，他是非常本色的，舊話叫作‘不修邊幅’，或者‘名士派頭’。他是20世紀20年代清華留美的學生，回國后在中央大學任化學系主任。我聽過一個關于他的小故事挺有意思。朱家驊做中央大學校長的時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開會，曾昭掄來了，朱家驊不認得，問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掄答是化學系的。朱家驊看他破破爛爛，就說：‘去把你們系主任找來開會。’曾昭掄沒有答話，扭頭走了出來，回宿舍后，卷起鋪蓋就離開了。隨后就在北大化學系做系主任。”

對于曾昭掄，費孝通這樣評價他：“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邊幅可修。他的生活里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奪志’的‘志’。曾昭掄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學里邊，沒有這樣的人在那里拼命，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

被譽為“中國量子化學之父”的唐敖慶在回憶自己的老師時也這樣說道：“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許多位老師、同事甚至學生給我以極大的幫助和影響，使我受益匪淺。在做人、處世、做學問方面給我影響最大的，當首推曾昭掄教授。”

1945年8月6日，日本廣島落下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小男孩”。8月9日一顆名為“胖子”的原子彈又在長崎爆炸。當日本上空升騰起蘑菇云時，曾昭掄敏銳地意識到世界由此進入原子能時代。他在“第一時間”寫出了《從原子彈說起》一文，于1945年9月9日發表在昆明《正義報》上，并在此后一段時間里，與吳大猷、華羅庚等人以“原子能研究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參與了國民政府的原子彈“種子計劃”。

1946年夏天，聯大復員，三校北歸，而曾昭掄、吳大猷、華羅庚三大科學家先后赴美，翻開了中國原子科學史上的重要篇章。以后，國民黨研制原子彈的“種子計劃”由于種種原因胎死腹中，但曾昭掄并未停止對原子彈的學術研究。他將在美國考察期間所獲學術資料分析整理，汲取當時最新研究成果，寫成專著《原子與原子能》，1950年3月由三聯書店出版。

新中國建立后，曾昭掄回到北大任化學系主任。為了給新入學的同學打下良好的基礎，他堅持給化學系一年級新生講授基礎化學課。1951年至1957年間，曾昭掄先后擔任了國家教育部副部長、高等教育部副部長。

“反右”期間，曾昭掄被劃為右派，撤銷了高教部副部長等職。后應李達之邀赴武漢大學任教。在武大，他開創性地進行了元素有機化學這一新學科的教學和研究。在他的領導下，武漢大學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機化學教研室，成為我國最早開展元素有機化學教學和研究的單位之一。他還以身患癌癥之軀組織撰寫了《元素有機化學叢書》，第一冊《通論》由他親自執筆。

然而，“文革”浩劫曾昭掄再遭厄運。在精神苦痛與病魔摧殘的雙重折磨下，1967年12月8日，已經先后痛失妹妹和妻子的曾昭掄，亦如一片孤葉，在“文革”的風暴中悄然逝去。

（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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