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亟待突破五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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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亟待突破五大困境

■ 趙曄

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最重要特征的數字經濟，已成為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猛，數字經濟正在對產業、社會產生著深刻的影響。政府采購作為連接數字經濟和數字政府的一座橋梁，數字化轉型將成為政府采購改革的必然方向。

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是將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技術優勢嵌入了政府采購全生命周期，在海量數據資源的基礎上，利用現代技術將大數據不斷轉化為政府的判斷力與決策力的過程從而推動政府采購能力的提升。這種數字化轉型既可以彌補傳統采購模式的弊端有效提升采購效率，又有利于監管，為完善現代財政制度提供可能。為了進一步加快我國政府采購的數字化轉型進程，以下五大困境亟待破解。

頂層制度設計的困境

政府采購作為以政府為主體的采購行為，其數字化轉型受制于數字政府和政府采購的雙重制度設計，但我國從這兩個方面來看還存在著明顯的制度供給不足。

從數字政府建設的頂層設計來看，雖然國家已經出臺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但在數據標準、數據開放、數據安全、數據共享、數據主權等仍缺乏詳細的規范；從政府采購的制度設計來看，雖然《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方案》提出了數字采購的方向，但在政府采購的各環節如何對政府購買服務相關數據進行收集、挖掘、分析仍缺乏具體的制度安排。這些制度供給上的不足都影響了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進程。因此，一方面要完善數字政府建設層面的法律法規，明確數據的邊界、標準、原則以及數據資源的采集、傳輸、存儲、利用等；另一方面要健全數字政府采購的相關法律法規，對政府采購前需求數據的收集與挖掘、購買項目實施過程中數據的存儲與共享、采購績效數據的監督使用等進行規范化的制度設計。

數據整合的困境

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目標是依托于大數據實現政府購買服務需求的精準識別、科學決策、精準監管與評價從而提升政府采購的效能，而這一目標得以實現的基本前提是政府數據的完備和共享。

政府采購活動中產生了諸多的數據，包括政府采購預算數據、項目數據、監管數據、代理機構數據、供應商資料數據、評審專家數據、采購救濟數據、績效評價（評估）數據及其他資料數據等，這些數據目前分別沉淀在采購人、采購代理機構、監管部門、行業協會和民調機構等主體中，出現了數據割裂、數據孤島的現象。因此，要在完備采購數據的基礎上加強各個部門的信息共享。一方面，在政府的不同部門之間打造標準化、規范化、統一化的政府采購數據資源共享平臺，將政府采購數據所涉及的部門全部納入到這個數據平臺中，從而便于政府采購數據資源的共享與應用；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門、社會組織、服務對象之間建立采購數據資源的對接與共享機制，在這種機制下，政府發布的購買服務數據可以向社會組織與社會公眾開放，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項目過程執行性數據可以向政府與社會公眾開放，而服務對象對于公共服務需求數據和服務滿意度數據可以向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及時反饋，這樣通過三方數據的對接與共享實現服務過程的實時監管、服務方式的及時調整、服務結果的精確評估。

應用能力的困境

信息的價值不僅僅在于載體而更在于其整合使用，政府采購數據的整合程度主要取決于政府的數字化應用能力的高低，而在這方面我國各級政府還存在著能力不足的現象，如采購流程上諸如采購預算、投訴在線處理、合同管理等功能明顯缺失，而且數字化應用能力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距。因此，要加快推進政府采購的數字化應用能力建設。

對政府而言，要培養“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的思維，通過數據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在事前，提供決策支持。在事后，對決策效果進行反饋和跟蹤，從而形成良性的閉環結構，為政府采購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和支持。具體來看，要提升政府采購的應用能力。一方面，要提升社會公共需要的精準識別和決策能力，公共服務需求的識別是政府采購的起點，通過需求數據的匯總、挖掘清晰地掌握服務對象的需求動態從而調整相應政府采購決策。另一方面，要提升政府采購的績效評估與監管能力。通過政府采購績效評估數據庫，精準監測績效信息從而提升績效結果的有效性和準確性，通過把握失信、違法等信息對提前預警虛假投標、圍標、串標等風險從而實現對政府采購的動態化、智能化的監管。

中小企業參與的困境

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過程往往伴隨著采購方式從協議供貨向集中采購的轉變，所以容易導致采購門檻不斷上升。與此同時，限額以下服務采購體量也在逐年提升，但限額以下服務類采購存在著采購信息無法及時共享、業務流程繁瑣、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問題，這些都影響了中小微企業參與的可能性和積極性。因此，應加快建立限額以下服務采購的數字化采購平臺，這樣一方面可以使得中小微企業更容易參與政府服務類采購；另一方面限額以下政府服務類采購活動的全流程公開也有助于降低各類交易成本，從而更好地發揮政府采購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功能。

信息安全的困境

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要求實現政府采購信息的公開、共享，但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涉及到的部門系統較多，特別是國庫支付系統、各部門財務管理系統等，同時政府采購信息中還涵蓋了諸如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信息，如政府采購投標商務文件中包含的經營信息、技術文件中包含的技術信息、授權書中所包含的身份證信息和自然人的銀行存款信息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盲目地公開、共享極易導致信息安全問題。

因此，從頂層設計角度要制定政府采購數據開放共享的基本準則與立法規范，在鼓勵數據共享與透明化的基礎上設立數據開放、數據挖掘與分析的底線；從政府角度要強化對政府購買服務數據信息安全的監管與審查防范購買主體、承接主體違規使用政府采購數據現象的發生。

（作者系遼寧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文章系“興遼英才計劃”項目“新時代遼寧財政高質量發展研究”（XLYC1807200）階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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