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標“改造” 是嚴管更是厚愛

【聚焦串標亂象】

串標“改造” 是嚴管更是厚愛

■ 本報記者 楊文君 張舒慧

在每年的政府采購嚴重違法失信行為記錄名單中（以下簡稱“黑名單”），串通投標都是“位列前茅”的企業“入黑”原因，同時，由于其方式多樣、手段隱蔽，被業界所詬病，成為監管部門的“心頭病”。

不過，就在近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與北京市朝陽區工商業聯合會共同發布了《串通投標犯罪涉案企業合規整改指南（試行）》（以下簡稱《指南》），為實踐中“久治不愈”的串通投標提供了一種治理新思路。

《指南》中的措施，讓涉案企業走上事后整改與事前防范相結合的“改造”之路，彰顯了法律的尺度與溫度。

串標只是表象

此前，記者對2021年的“黑名單”進行了統計，在567條的違法失信記錄中，串通投標的案件占了35%，前幾年，這一數字也維持在30%左右。

不過，串通投標只是表象。在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劉榮看來，很多經濟犯罪案件反映的恰恰是企業內部管理的問題。

據了解，在一些經濟犯罪案件中，串通投標經常與行賄受賄等違法行為交織在一起，而這背后是企業管理制度尤其是財務管理制度不完善、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人員管理不規范、內部腐敗等原因在作祟。

在一起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案件中，A作為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相關負責人，為成為某集團的支付服務供應商，與該集團項目負責人B達成合議，由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與B指定的第三方公司簽訂代理協議，后將行賄款以轉賬的方式轉入到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但雙方并無這種業務的實際往來，第三方公司在扣除稅點后，將錢款轉入到B實際控制的賬戶里。這帶來了國家稅款損失的風險，干擾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

如何從企業管理入手解決串通投標的問題？我國自2020年開始推行的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

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是指，為了緩解以往實踐中涉案企業因負責人被捕而影響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檢察機關對涉企刑事案件，在依法作出不批準逮捕、不起訴決定或者根據認罪從寬制度提出輕緩量刑建議等的同時，針對企業涉嫌具體犯罪，結合辦案實際，督促涉案企業作出合規承諾并積極整改落實，促進企業合規守法經營，減少和預防企業犯罪，實現司法辦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這種積極探索和有益嘗試，也為優化營商環境貢獻了力量?！背枀^工商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于曉軍表示。

整改只是手段

2020年3月，最高檢在上海、江蘇、山東、廣東的6家基層檢察院，試點開展“企業犯罪相對不起訴適用機制改革”。2021年3月，最高檢決定擴大試點范圍，部署在北京、上海、江蘇、廣東等10個省份開展為期一年的第二期試點工作。而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就是第二期試點的單位。

據介紹，正是因為這一契機，結合朝陽區經濟特色及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受理案件的實際情況，《指南》應運而生。

記者發現，《指南》共分為5章27條，包括制定目的和制定依據、適用范圍、合規整改計劃、合規整改實施、合規整改評價等方面。

對于串通投標風險防范，《指南》第十一條針對性地列舉了相關情形，包括投標人之間直接串通投標、投標人之間非直接串通投標、招標人與投標人串通投標，提示企業注意防范。其中具體的風險防范內容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和《政府采購貨物和服務招標投標管理辦法》（財政部令第87號，以下簡稱87號令）列舉的惡意串通投標、串通投標情形基本是一致的，如，屬于統一集團、協會、商會等組織成員的投標人按照該組織要求協同投標，不同投標人的投標文件異常一致或者投標報價呈現規律性差異等。但不同的是，《指南》單獨“摘”出并補充了招標人與投標人的串通投標的情形，比如，招標人明示或暗示投標人為特定投標人中標提供方便，招標人在開標前開啟投標文件并將有關信息泄露給其他投標人等。

“這些風險防范的內容都是我們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并結合平時的辦案情況梳理出來的。”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檢察官張龍告訴記者。

此外，在驗收評價階段，《指南》第二十二條特別提到了招投標專項要素評價內容，區分了大中型企業與小微型企業，要求根據企業性質、經營規模等“因企制宜”，設置不同的合規評價標準。比如，大中型涉案企業要建立企業招投標管理辦法，以及明確的招投標方案、標準；能夠全面、系統、持續地收集內部和外部相關信息；建立招投標風險管理的信息處理和溝通反饋制度；對招投標風險實行動態管理等。對于小微企業評價標準，《指南》明確，小微型企業的合規管理規范、合規組織體系、預防機制、應對機制可參照大中型企業標準予以適當降低，重點圍繞企業涉案相關情況建立簡明扼要的規范、體系、機制，注重企業合規整改計劃的效果。

“實踐中，很多串通投標案都發生在小微企業身上，他們在管理制度上問題更多，也更有整改的需要，我們在這方面要更加積極地關注他們，給予他們公平的評價標準，同時盡量避免他們因為涉案而造成經營的不可持續?！睆堼埍硎荆纫w現我們檢察院的嚴管，又要體現我們的厚愛。

事實上，整改只是手段，通過實施合規整改，以期達到企業避免再次發生同類犯罪的目的。

法律是底線

投標有底線，法律有尺度。在實踐中，串通投標行為主體不僅要受到政府采購法、招標投標法等相關法律的制裁，可能還會觸犯刑法，構成串通投標罪。

《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明確，“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者其他投標人利益，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投標人與招標人串通投標，損害國家、集體、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盡管相關法律對串通投標有明確的處罰規定，但由于串通投標手段隱蔽性強，給識別、偵查、取證都帶來了不小的挑戰，是實踐中的難點、痛點。

比如，業界常常遇到這樣一種問題：3家投標供應商去了同一家打印店打印標書，從而顯示標書制作機器碼一致，這樣的嫌疑行為是否構成串通投標？

再比如，多家供應商同時投標同一品牌的產品，但實際上是因為采購文件單一指向了某一品牌，才使得供應商們都使用這一品牌的產品進行投標，但這并非是他們通過事先串通而采取的措施；有些公司對其子公司或分公司的業績是分別考核的，進行內部競爭，在這樣的情形下，某企業下的子、分公司同來競爭一個政府采購項目，就屬于正常的市場行為。

這些難題該如何解決？目前，絕大多數財政部門的做法是按照《實施條例》和87號令規定的串通投標情形進行識別，但實踐起來難度不小。

對此，某地檢察院的工作人員認為，這些串通投標的公司為了串通往往還會進行一些其他不法行為，如偽造虛假材料等，在取證時，可以通過企查查等平臺或其他手段，從其他方面尋找突破口。

《法治的細節》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法律是對道德的最低要求。”北京華士威服裝有限公司總經理賈略對該句話深有感觸，法律不可能囊括世間萬物，對于串通投標這種違法行為，企業也要嚴于律己，從源頭上規避這種行為，《指南》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此外，于曉軍告訴記者，下一步，朝陽區人民檢察院與朝陽區工商業聯合會將持續深化交流與協作，聚焦法治重預防，最大限度保護民營企業權益，聚焦問題抓整改，最大限度保護市場主體存量，聚焦學習抓落實，最大限度促進民企高質量發展，持續為我國建設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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